▲邓石如故居邓家大屋
邓守之子子解，字作卿，于本日寅正在公馆内去世，完白先生之孙也。余派人料理殓殡，未刻舁出。其父曾敦托我教训培植，余以公私繁冗。久未一省视，不知其一病不起，有负重托，殊为歉仄。
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十，身任两江总督、已移驻安庆的曾国藩在日记中沉痛地记下这么一笔。为何一位年轻部属的死让见惯了流血与死亡的大帅如此内疚？这位死者邓解和其父亲是何等人物？
邓氏父子出自安庆府首县怀宁邓家大屋，怀宁邓家是安庆府乃至皖省数一数二的文化家族。曾国藩日记中提到的“完白先生”即邓石如。邓石如是清代乾嘉年间的大篆刻家、书法家，是中国篆刻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完白先生的篆书和篆刻影响至今。曾国藩出生时，邓石如已经去世六年，二人不可能有交集，曾是邓石如的隔代铁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曾国藩年轻时就对安庆府的文化前辈非常崇拜，他文章师法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书法推崇邓石如。曾氏带兵在皖南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时，戎务之余，托人用心搜集邓石如的遗墨，加以细心揣摩，并乐于与亲朋好友分享。如他写信给在老家湘乡的弟弟曾国潢：
邓石如先生所写篆字《西铭》《弟子职》之类，永州杨太守新刻一套，尔可求郭意诚姻叔拓一二分，俾家中写篆者有所摹仿。
▲邓石如
邓传密，字守之，是邓石如晚年所生的独子，其父去世时他才十岁。他年少时师从李兆洛（字申耆）学习，并不遗余力收集整理父亲的书法作品，敦朴能诗，篆、隶有家法，学问精湛。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称赞邓传密的书法：“上客有邓子，法绍斯冰严”，“斯”指小篆的整理人、篆书大家李斯，“冰”则是唐代篆书家李冰阳，“严”就是邓传密的父亲邓石如了，古人称别人父亲为“令严”或“令尊”。
湘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重镇安庆后，开始合围天京城，曾国藩将两江总督衙门迁到安庆，安庆便成了清廷在东南的军事、政治中心。礼贤下士的曾国藩对皖地的英才自然想办法延揽，邓传密入曾国藩的幕府，他年长曾氏16岁，曾对他以长者待之，发一份薪水养着，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派活。邓传密把他的独子邓解推荐给曾国藩，父子两人都成了曾的幕僚。
显然，邓传密知道自己年迈，希望曾中堂能对儿子多加栽培，委以重任，从而光大邓氏门楣。可邓解的身体不争气——那个年代医术落后，一场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病足以要人的命。邓解在公馆里病亡，其父邓传密的伤心可想而知，而曾国藩深深的自责，是出于一种律己甚严的“圣人情怀”。邓传密当然不会因儿子病亡责怪曾国藩。
好在邓解还留下了一个男孩。同治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正是除夕，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
午刻，邓守之来，携一幼孙，仅八、九岁，盖完白先生之子孙经存此耳。相对凄然。
“相对凄然”一词读之让人落泪，两位白发老人相对，曾国藩没法安慰独子新丧只剩下一幼孙的邓传密。这位男孩叫邓绳候，字艺孙，是邓石如三代单传的子孙。他在老迈的祖父教导下读书，七年后他的祖父邓传密也逝世了。
邓绳候肩负着一个家族重振的希望，他也果然不负众望，后来成为安徽省近现代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他才华出众又因为父亲、祖父的余荫庇护，先后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对他很关照。光绪末时，他被委任为芜湖安徽公学监督；宣统时，任安徽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武昌起义后，出任省维持统一机关处议长，并奔走南京、上海，为完成全省统一出力不少。民国后任安徽省教育司司长，为起草新教制，贡献巨大。在任期内他创办了几所中学及女师和省立图书馆。1913年秋，出任安徽高等学堂校长。
对邓氏家族而言，邓绳侯最大的贡献是一改几代单传的宿命，他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二、三、四子长大成材。
邓绳候的三个儿子与陈独秀是同乡，情同手足。其次子邓仲纯、三子邓以蛰在日本留学时，与陈独秀、苏曼殊的租屋为近邻。邓仲纯学医，后来当过青岛市人民医院院长。他性格豪爽仗义，好喝酒，在山东大学任校医时号称“酒中八仙”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邓仲纯携全家从青岛逃难到四川江津，在江津城内黄荆街83号开办延年医院。1938年8月3日陈独秀应邓仲纯邀请从重庆到江津。邓仲纯把陈独秀一家接到延年医院，住在一起。他待陈独秀如兄长，几乎成了陈的义务保健医生兼通讯员，一直侍候陈独秀到死，并料理了陈的后事。
邓季宣是邓绳候的第四个儿子，1919年赴法留学，先读中学，继在里昂大学文院肄业，后在巴黎大学哲学系毕业。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四川女子师范学院、安徽大学教授、安徽省督学、安徽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宣城师范学校校长。
邓以蛰1907年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11年回国，在安庆陆军小学教授日文。1917年赴美，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1923年回国，他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授。他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与同时代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享有“南宗北邓”之誉。
▲美学家邓以蛰
邓以蛰生了一个很杰出的儿子，其名字今天的中国人大多熟知。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元勋”邓稼先。邓稼先的贡献与成就在此就不需要赘述了。
邓稼先的三叔邓季宣在自传中说：
家居怀宁北乡大龙山之麓，上溯祖先七代，皆属知识分子，多从事于文艺及教育工作，故命堂名为‘守艺堂’(指文艺技艺而言，为清名学者李兆洛书匾，悬为庭训)。恪守明末遗老之民族思想，从不参加有清一代之科举考试。乾嘉之际，朝野上层知识分子，多称先高祖邓石如为高士，或称江南布衣。先曾祖守之公，长湖南衡阳书院多年，与张皋文、刘太古、龚定庵、魏默深、何子贞诸人相交游。先父生平亦仅服务教育，为清末之维新分子，在安徽方面，对辛亥革命，致力殊多。如此家庭传统，对本人少年意识，影响颇深———养成个人清高思想，不求仕进，故于政治意识，亦较为淡薄。
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家族，从邓石如开始，完全靠文艺、学术服务社会，报效国家，而不是从政做官，这样的家族才能常青。不过，在医学欠发达的时代，人的生命很脆弱，这种家族文化香火的传承也是十分艰难的。如果当年曾国藩见到的那位八、九岁的小男孩没有长大成人，生育那么多儿女，这个文化家族也就消亡了。文化的延续确实必须建立在生命延续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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