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中的乡愁是家的回响
任 远，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微信公号独家稿件，发自上海
春节期间数亿的人口流动性折射出这个时代中快速的人口城镇化。流出地人口进入城市，离开他们的父母和家庭，他们往往在春节期间返回团聚。
这几年中，我对这个问题发表过几次评议，我比较重视的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家庭分离，如果这些迁移者的家庭在城市中稳定地居留下来，将会减少春节期间的人口流动。现在我觉得这个看法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实际上春节期间返回乡村的迁移者中不仅仅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家庭分离者，已经稳定城镇化的人口中也有不少人口在年节期间回到他们的故乡，故乡的“乡愁”反映出他们的离开故土进入城市的人生历程和对乡村社会的联系。同时迁移者在城镇中完成稳定的城镇化和减少家庭分离，会一定程度减少他们的过年返乡，增加他们父母亲戚过年进城，但不会根本上改变大量人口过年返乡看望父母亲族的总趋势。春节返乡的巨大流动性是大国城市化、快速城市化中家庭生活历程变化，以及基于乡村社会家庭家族关系的深厚内聚力的共同结果。
春节期间返乡潮说明这个时代大规模和快速的城镇化改变了家庭，以及家庭关系在城镇化中展现出维系人心的力量。节日返乡潮并不直接反映出城镇化的制约，倒恰恰反映出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变迁和家庭生活的强烈变化。节日返乡潮折射出是家庭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基于心灵的重要作用，回家构成了一个分化社会的粘合剂，构成转型社会中实现社会整合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节日返乡潮不是城镇化中值得忧虑的社会问题，恰恰证明家庭家族仍然构成城镇化过程中一种维系社会的力量。
回家过年是家庭家族因素在城镇化过程中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转型中家庭仍然具有维系社会基础作用的集中体现。关于过年，传统以来有不少的习俗，例如除夕祭拜家族的先祖，年初一给父母和父系亲族拜年，年初二到岳父家拜年，年初三到母亲亲族家拜年。其后还有更加复杂的规定，但随着少子女化后亲戚关系日益简单，于是也变得更加灵活和模糊了。但这说明，过年展现出家庭家族关系关系的一种确认体系，在拜年中的闲聊和亲戚朋友的过度关心都是在强化着家庭家族社会关系的纽带作用。
重视家庭的作用，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重要特点。在人口变动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的作用日益衰落，回家过年的作用就显得尤其珍贵。春节强化了家庭在个体生命中的核心作用。其不仅是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其所具有的最基础的社会关系是基于人伦的。在这个时候的家庭关系，往往不是基于理性的社会资本，而恰恰是非常不理性和非常感性的。很难说父母对子女之爱和子女对父母的关怀有什么理性可言，费孝通说的基于家庭的差序社会结构，实际上和林南所提出社会网络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是似是而非的。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关系网络和关系结构，是基于个体的非理性和感性，而并非是基于资本化的理性。过年和返乡中的“乡愁”，实际上是将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的非理性的家庭情感关系调动起来，是对家庭家族结构的确认。实际上，这种确认相当大程度上不是社会资本的形成，而是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回归。当然，现代文化也在不断渗透和改变乡土社会，但很大意义上，当前浓浓年味中的乡愁，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乡土的和传统的，也正因为其乡土性，其在现代社会的洪流中也越来越具有“标本”的作用。节日以后的家庭成员，又不得不离开乡土社会，回归到现代性中。
但是即使如此，家庭所具有的感性和非理性，却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世界主要文明，都同样地重视家庭的作用，例如美国在感恩节圣诞节假期，也是将家庭团聚作为节日生活的重要内容。家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非理性的人性和情感，这种家庭关系和理性的人类行为、社会交往与社会网络一起，共同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在一个不断城市化与快速社会变迁的社会中，我们永远也不能忽视家庭对于社会生活的支撑作用。春节的年味和乡愁，实际上在是城镇化和现代性的世界中，基于传统社会和人类本性的“家的回响”。
春节中的返乡和乡愁，折射出城镇化过程对家庭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城镇化过程中家庭生活的巨大变化。家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发展的基础，在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家庭首属关系的纽带也顽强地表现出力量和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快速城镇化过程需要适应和改造家的离愁，并积极支持家庭生活的新生。从而将乡土中国接轨进入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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