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治天下(推荐好文)

健康理疗师@曾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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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顾名思义是一部专论孝道的经文,但细读深思,实质上它是一部提倡以孝治天下的专著。在不足二千的经文中,“治”字出现了十多次,且绝大多数章节,表面在讲“事于亲”,实际是讲“事于君”; 表面在讲“齐家”, 实际是讲“治国 ”。“孝治”作为宗旨贯穿于全部经文。

经文起始,孔子在阐明“孝”的概念时,就开门见山提出了“孝治天下”的论点。

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孔子问他的学生曾子:「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意思是问曾子,‘先帝有一种崇高之德,至妙之道,用其治理天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大家皆相亲相敬,国泰民安,和谐无怨。你知道是什么吗?’

当曾子回复自己不知晓时,孔子教导:「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就是说, 上述的至德要道,即为孝道。这个孝道,是德行的根本,是教化的出发点。由此,将孝道定义为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根本道德。

孔子在明确提出孝治天下的论点后,不惜笔墨,分别在「开宗明义」、「孝治」、「圣治」、「广要道」 、「广至德」 、「事君」等十三章篇幅进行了阐述论证,其余的五章也无不涉及忠君治国。

一、至德要道

先王是如何以孝治天下? 何为先王治理天下的“至德”?何为先王治理天下的“要道”? 孔子在「孝治」、「广要道」、「广至德」三章中,分别专题作了论述。

在「孝治」章中,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西周当时拥有八百诸侯(史书记载实际上大小有一千七百多家),无不国泰民安。圣明的先王是如何以孝道治理天下?孔子在此高度归纳了三条:一是不论国之大小,天子对其使臣都能待之以礼,对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更是以礼相待。天子这样以礼敬对待天下人,自然就得到天下人的礼敬,得到各国诸侯的爱戴和拥护。二是作为一国之君的诸侯,治国时不仅能以孝敬之心对待自己的子民,而且更是关爱鳏夫和寡妇这样的弱势群体。所以百姓们就拥护国君,社稷自然长远。三是治理采邑的卿大夫,象对待自己的妻子儿女一样爱护着奴婢僮仆,不使他们失望,大家都能愉快生活。正因为这样,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天子还是诸侯,无论官吏还是百姓,无论家主还是臣妾,上下都将行孝作为道德的根本,全民将孝敬作为行为准则,大家都互相恭敬,互相爱护,互相照顾,故父母在世的时候,都能幸福安乐,父母去世后,灵魂尚能安享祭奠。普天之下,必然风调雨顺,和谐太平。

为进一步论述为什么要把孝道作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又如何有效地倡导和推行孝道,并在执政的具体实践中收到成效。

在「广至德」章中,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孔子认为,倡导孝道最为有效的做法是,执政者首先为天下人做好表率。教人行孝道,首先大小官员人人都象孝敬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天下所有为人之父母,让天下的父母都得到孝敬。教人行悌道,首先大小官员人人都象恭敬自己兄长一样恭敬天下所有为人之兄长,让天下的兄长都受到恭敬。教人行臣道,首先大小官员人人都象尊重自己上司一样尊重天下所有为人之上司,让天下的上司都受到尊重。因为每位官员都能如此谦卑、恭敬,对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平易近人,老百姓则自然就会把你当成父母官。要达到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非孝道莫属。

在「广要道」章中,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在此章,孔子提出了“四莫”,作为孝治天下的实施大纲。即:教人们相亲相爱,非孝道莫属;教人们恭敬和顺,非悌道莫属;社会要移风易俗,非乐教莫属(这里的“乐教”,应理解为现代的传媒舆论 );国家要想长治久安,非礼法莫属。可以说,这里的“孝道”、“悌道”、“乐教”、“礼法”,涵盖了整个社会政治生活。针对“礼”,孔子进而阐明,所谓“礼”,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敬’字。因此,尊敬他人的父母,其子就会高兴;尊敬他人的兄长,其弟就会高兴;尊敬他人的君王,其臣就会高兴。虽然只尊敬了一人,但事半功倍,千千万万的人会感到高兴。孔子认定,这就是把孝道作为“要道”的充足理由。

为进一步论证“孝治天下”,在「三才」章孔子讲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也就是说,孝之所以为至高德行,是因为孝是人民道德的根本,是人民品行的首要,如天地常规,天经地义,顺乎民情。先王正是遵循了天地之德,顺从了人心所向,将孝道作为全民的价值趋向,作为社会自下而上的统治手段,国君以孝治国理政,民臣以孝修身齐家,则自然「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不需严肃的教育,不需严厉的统治,就达到了天下大治,社会和谐。

二、移孝作忠

《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在起来,从伦理道德升华为政治理念,使“孝道”具有了更鲜明的功利倾向和政治色彩。在《孝经》第一章,孔子就对“孝道”作了明确的定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按照这个定义,行孝是一个系统的、连续的过程,且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期,在家事奉双亲,为之始孝。迈入社会后,将孝亲的精神用于社稷,服务民众,为国家建功立业,为之中孝。忠是孝的本意,是孝中大孝。到了老年,要反思自己,完 善人格,修身自好,这便是立身,为之终孝。“终

于立身”是孝道的最高层次。

为了使“移孝作忠”的论点合情、合义、合理、合法,孔子从父子之爱的自然法则,从士族行孝的要点要旨,从孝道实现扬名后世的目标需求,从古代刑法角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详尽论证。

在「圣治」章中,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

孔子认为,父子之爱,是天生的,是自然的法则。父亲对子,有两重恩爱,即是慈亲,又是严君,所以恩爱之厚,莫重于此。这就是说,父亲在儿女心目中是两种角色,一种是慈亲角色,一种是严君角色。慈亲讲爱,严君讲敬。爱敬是孝的两个方面,儿女爱父母,就必然敬重父母,否则就非真孝。这样,儿女从小养成孝敬,成人后自然忠君。

在「士」章中,子曰:「资於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在古代的统治阶层排序中,士族是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泛指学子和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和刚开始从政的机关公务员。对于这个属于社会未来群体的孝道要义,孔子明确概括为:用侍奉父亲的那种心来侍奉母亲,用尊敬父亲那种心尊敬上司,即「母取其爱,君取其敬」。进而明示,用孝心去侍奉君上,则为忠,用敬心去尊敬上司,就能顺。只有这样,士才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章末,孔子引用《诗经》里面一段话:「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意为士族尽孝,欲使自己的父母不受耻辱,就必须起早贪黑,加倍努力,競競业业,竭力尽忠。教导士族,对父母要孝,对上司要忠。忠与孝乃为士族孝道的完整要义。

在「广扬名」章中,孔子提出“扬名后世”是孝道的高级标准,它只有与忠君紧密联系才可能得到实现。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在此章,孔子从孝道“扬名后世”的自身需求,对移孝作忠的论点,作了进一步论证,并继而提出齐家、治国相一致的主张。孔子认为,孝子以爱敬之诚孝亲,移作事君,必能忠君;孝子以和悦态度敬兄,移于事长,必能顺长;孝子将家务处理得头头是道,移于公务,必能有条不紊。故此,忠出于孝,顺出于悌。在家行孝,出外忠君,不仅声誉可显耀一时,而且忠孝之名,将永远留传于后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便是「开宗明义」所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实现了扬名后世的高级标准,做到至孝。

在「五刑」章中,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孔子在此引用古代刑法,目的是论证移孝作忠的合法性。按照古代刑法,罪名有三千条,刑罚分墨、劓、剕、宫、大辟五种。五刑中,最大的罪名是不孝之罪。不孝中,首罪就是「要君者无上」,对上不忠,可谓“无天”。因为,在古代君王就是天子,对君王的尊敬犹如敬天,故而要挟非礼君上者就是“无天”。次罪为「非圣人者无法」,之所以谓之“无法”, 是因为圣人的教导都是本性本善的行为规范和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些法则,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如果无视或否定圣人的教化,必定使人心无所依从,引发社会不安,故而非圣人者就是“无法”。再罪是「非孝者无亲」,因为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不孝敬老人,不尊重长辈,无视孝悌者,就是产生不安定因素的根源,谓之“无亲”。 所以,孔子将无天、无法、无亲这三罪谓之三恶,并警示这三恶为「大乱之道」,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恶廇。

三、身体力行

孝治天下,关健是执政的各阶层都能心存孝道,身体力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样,才能使「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经文中,孔子不仅归纳了先王时期执政者力行“孝道”的言行规范,而且祈愿后继执政者“君行六事”。

在「圣治」章中,子曰:「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孔子在此祈愿执政者,一是讲出话必思量人们能否奉行;二是做出事须考虑人们能否快乐;三是道德为人们所尊敬;四是行事为人们所效法;五是容貌举止端庄可观;六是动静进退合乎礼仪法。这谓之“君行六事”。若以这样的作风面对百姓,百姓自然敬畏、爱戴,且事事效法。所以德教就能够顺利推行,政令就能自然贯彻。

在「天子」章中,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经文中,既是孔子对先王孝治天下的回顾,也是对后继天子的祈愿,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先王“国以人为本,人为德为本,德以孝为本”的治国理念。孔子认为,先王爱人如己,仁者无敌,正如《弟子规》所言:「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即天子亲爱自己的父母,必定博爱,绝不会对他人的父母有半点厌恶。恭敬自己的父母,必定广敬,也绝不会对他人的父母有丝毫怠慢。这样,天子率先垂范,普天之下的民众都能广泛受益,百姓就会自然效法,人人博爱广敬,「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社会自然和谐,世界必然大同。

在「诸侯」章,孔子提出诸侯尽“孝”的基本要道。警诫其千万不能骄奢淫逸:「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古代,包括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在内的各方诸侯,上奉天子之令,下辖庶民之命。相当于现在的省、直辖市级党政军一把手,掌管着一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要政。所以孔子特别教诫,「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对上替天子行道,对下为民众造福,不骄不奢,廉明清政。在政务处理方面,要遵法守礼,谦恭下士,力戒凌上慢下,刚愎自用;在财务处理方面,要谨慎度用,量入而出,力戒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只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才能高而不危,满而不溢,永保基业,天长地久,也才能使腐败以此自觉杜绝,国家以此安定,民众也以安居乐业,达到「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的理想境界。这 既是诸侯当行的尽孝要道,也是诸侯立身行远的长久之计。

作为辅佐国家行政官吏的卿大夫,事君从政,承上接下,是孝治天下的重要环节。在「卿大夫」章,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孔子总结了先王时期有效做法,明确将“三不敢”作为卿大夫行孝的主要内容,主张不合乎先王礼法所规定的服装不敢穿;不合乎先王礼法的言语不敢说;不合乎先王规定的道德的行为不敢做。这样,才能做到言无口过,不因言语不当导致失误,行无怨恶,不因行为不端招致怨愤,从而禄位可保,宗庙可祭,光宗耀祖,泽及后人。正如唐玄宗在《孝经御注》所言:「若言非法,行非德,则亏孝道,故不敢也」。在服、言、行三方面,孔子尤为重视言、行两问题,经文仅四句话,就有三句是在讲言、行。因为卿大夫作为天子或诸侯的大臣,虽不负守土治民之贵,但为国家的中坚,领袖的辅佐,对于执政的良窳,起有重大的影响。古代的卿,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部委和省市厅局领导,大夫,相当于国家部委的司局长和省市厅局的处级干部,统属国家高级公务员。他们的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对执政的严肃性和有效性,无不产生极大影响。如果这些卿大夫都能自觉传承“孝道”,按照君王的廉政要求,生活注重廉洁,待遇严禁超标,言必守法,行必尊法,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在自奉、言语、行为三方面都能主动遵纪守法,严格做到“三不敢”, 则就为卿大夫尽职尽责,尽到孝道。其结果,必然有促于官民和睦,上下无怨,社会和谐,达到天下大治。

总之,无论国家,还是团体、单位、企业,领导希望下属能够忠于职守,最有效的方式是领导本身力行孝道,为人师表。只有这样,才能「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正如《论语》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四、倡导谏争

孔子特别反对愚孝愚忠,极力主张“谏争”,认为「不争则非忠孝」,若儿女看到父母有过而不去劝谏,一味顺从,就会陷父母于不义,这是不孝;人臣见到领导有过失而不去劝谏,盲目服从,就会陷领导于不义,这就不忠。经文中不仅在两个章节中提到谏争,而且还将「谏争」专列一章,对其进行了详细论述。

在「谏争」章,「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当学生曾子请教孔子,如果儿女将慈爱恭敬、安亲扬名都做得很好,一切顺从父母,这是否可谓孝子?孔子听后,连说两句此言差也。接着教诲:从前,天子、诸侯、卿大夫身边都曾有敢于直言劝谏的大臣。天子身边有谏臣七名,诸侯身边谏臣五名,卿大夫身边谏臣三名。由于建立了讷谏、劝谏机制,所以即使天子偶有失察,也不至于失去天下;诸侯一时未善,也不至于亡国;卿大夫间有差误,也不至于丢掉封邑。士身边如果有敢于时进忠言的朋友,他就能够保持美好的名声;父母如果有敢于规过劝善的儿女,他就不会做出不义的事情。所以,面对父母、君王有不义的行为,做儿女和臣僚的,不仅不能盲目服从,而且必须竭力谏争,勇于匡救。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孝忠。

但是,谏争还必须讲究策略,讲究艺术。古人云:「武死战,文死谏」,这当然说的是极端情形。《论语》中,也有「君子信而后谏」的警语,这些都是古人谏争的艺术精典,值得我们借鉴。臣僚欲达到的劝谏的效果,首先平日要忠于职守,取得君王的信赖,在你谏争时他就易于接受。当然君王也有一时昏晦,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时犯颜谏争,也许就是不得不采取的方式。《晏子春秋》和《史记 滑稽列传》等经典名著中都记载了许多巧妙谏争的事例,足以说明讲策略、有艺术的谏争效果,均值得后人效仿。

在「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孔子在专论如何事君时,又再次强调谏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君臣之间,休戚相关。作为一个称职的臣子,事奉君王时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上朝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献计献策,竭力尽忠。二是退朝后,不仅要检讨自己的言行是否存有过失,还要思虑君王的政令是否存有不妥,如何防微杜渐。对君王正确的决策,坚决遵照执行,对君王的过失,要竭力劝谏,防患未然。只有这样,君臣之间才能同心同德,上上下下才能互爱互敬。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孝治天下”是《孝经》的核心论点,是处在春秋战国历史大变动期间的孔子,对西周时期文武二王及周公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和向往。在以宗法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出于社会现实的本身的需求,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的理政观念,尊崇为自下而上的执政手段和治国方略,把孝治推崇到政治伦理和治政理念的核心地位,有其特定的历史实践意义。从那以后,在历时两千五百来年的中国社会中,历代统治阶级多数都把孝道视作施政治国纲领的核心内容,帝王将相、巨子碩儒为《孝经》作注者代有其人,孝治天下的践行者更是层见迭出。

孝道,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孔子所推祟的先帝之道、明王之政、圣人之治、君子之行,无一不对历代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建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发掘《孝经》的精神实质,汲取其积极因素,这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乃至廉明执政,社会安定,都有着不可忽略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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