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理记】陈傅良:须是识礼乐法度,皆是道理(上)

落花有水

收藏于 : 2021-03-05 19:44   被转藏 : 1   

陈傅良是永嘉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止斋学案》中称:“永嘉诸子,皆在艮斋师友之闲,其学从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斋最称醇恪,观其所得,似较艮斋更平实,占得地步也。”


全祖望这段话中所说的“艮斋”指是的薛季宣,他在这里说陈傅良是永嘉学派中学问最为纯正的一位,仅凭这一点,他就超过了自己的老师薛季宣。


如果追根溯源,永嘉学派当然有多位人物。其实这一派最重要的仅有三位,除了薛、陈之外,就再加一个叶适。而叶适之后,永嘉学派迅速地衰落了下来,故而该派的兴盛期总计有六十余年,而陈傅良处在薛、叶之间,故而俞雄先生在《陈傅良传论》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定位:“乾道九年(1173年)薛季宣去世后,陈傅良成为第二代领军人物。他之于永嘉学派,功在‘承前启后’。”


陈傅良撰《止斋先生集》五十二卷,清光绪五年跋瑞安孙氏诒善祠塾刻永嘉丛书本


陈傅良出身贫寒,他的父亲是位穷秀才,在陈傅良九岁时就去世了,兄妹四人只能靠祖母抚养。为了能够补贴家里的生活,陈傅良在不到三十岁时就在当地开课收徒。他是位当老师的好材料,在当地教学很快就出了名,学生有几百人之多。


正当陈傅良开课办学火热之时,在外当官的薛季宣回到永嘉故里,在宋乾道三年,他来到了陈所办的学校。二人一番交谈,薛的思想对陈很有影响,陈傅良在《薛公行状》中说:“傅良丙戌、丁亥间,授徒城南,公间来教督之。明年谢徒束书,山间屏居。”


这番谈话的第二年,陈傅良就决定停止办学,一心一意地去读圣贤之书,由此可知,薛季宣的思想对陈傅良有着何等吸引力。薛季宣在《答象先侄书》中这样描绘自己的治学宗旨:“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而陈傅良在《薛公行状》中对薛季宣的读书关注点描绘得更为详细:“公自六经之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


陈傅良撰《止斋先生春秋后传》十二卷,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经解本


陈傅良受到薛季宣的影响之后,为了能够潜心学习,专门带着十几位弟子躲到先岩去读书。到了乾道四年,薛季宣到常州的亲戚家去候缺。第二年,陈傅良也来到了常州,继续跟着薛学习,蔡幼学在《陈公行状》中说:“薛公客晋陵,公往从之。薛公与公语合,喜甚。益相与考论三代、秦、汉以还兴亡否泰之故,与礼乐刑政损益同异之际。盖于书无所不观,亦无所不讲。经年而后别去。”


师徒二人相见甚欢,于是继续在一起探讨学问。一年多以后,陈傅良就离开了。四年之后,薛季宣在治痔疮时被庸医所误,去世在了温州,年仅40岁,故永嘉学派的传承就独靠陈傅良一人来支撑。


陈傅良跟着薛季宣在常州学习了一年多之后,于乾道五年秋天前往临安应太学补试,在这个阶段,他结识了吕祖谦、张栻,《宋史》本传中称:“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


陈傅良撰《永嘉先生八面峰》清嘉庆陈氏刻《湖海楼丛书十二种》本


细品这段话,似乎是说陈傅良进入太学之后才结识了张、吕二人,然而陈傅良的门人蔡幼学在给其写的《行状》中却称是在入太学之前:“经年而后别去。还过都城,始识侍讲张公栻,著作郎吕公祖谦。数请间,扣以为学大指,互相发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见公之晚,是岁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学。”按照蔡幼学的这个说法,陈傅良离开老师薛季宣后来到了都城临安,而后他结识了张、吕,并且他们在一起探讨学问,他与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探讨得很默契,张、吕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到了转年,也就是乾道六年,陈傅良才入了太学。


无论陈傅良与吕、张的结识是在入太学前还是入太学后,与吕、张的相识对他而言都极其重要,他从张栻那里学得了理学所推崇的主敬思想,从吕祖谦那里所学则更多。然不知什么原因,既然有如此好的机会,而陈傅良却未曾拜吕、张为师。


陈傅良撰《止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明正德元年林长繁刻本


乾道八年,陈傅良进士及第,时年36岁,他的职位几经变迁,而后升到了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一职的主要工作就是替皇帝起草诏书,俞雄在《陈傅良传论》一书中略微地解释起草诏书的程序:“先收到皇帝的御批,称‘画黄’或称‘录黄’;按照御批旨意阐明理由,再加文字润饰,形成下达文件,称‘书行’。他认为‘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等,可以拒绝书写,上奏返回,称‘封还词头’或‘奏缴’。”更为难得者,是俞雄在该书中统计出了陈傅良在任职期间替皇帝所写的奏章数量:“陈傅良任此职两年中,按旨‘书’(包括册书、诰命、诏书、勅书、御札等)共283件,拒不‘书行’奏缴封还24件。其中前期(指绍熙五年五月请辞前)封还19件,后期(重被召回后)时间较短只四个月,奏缴封还5件。”然而未曾想到的是,陈傅良就是在此任上为了替朱熹辩解,而最终被赶出了朝廷。


宋绍熙五年十月,当时朱熹任皇帝侍讲,赵汝愚命朱熹给皇帝上奏章谈孝宗山陵改葬问题,韩侂胄借此机将朱熹免职外调改任宫观。那时的陈傅良没有参与当时的宫斗,他既不是赵汝愚一派,也不是韩侂胄一派,并且在此之前,他跟朱熹在学问上还有过多次辩论,所以二人的关系其实相处得并不融洽。但这位陈傅良却能秉公办事,他认为朱熹是三朝老臣,在任职期间并无劣迹,于是他就写了封《缴奏朱熹宫观状》,他在此状中称:


窃以为朱熹者,三朝故老,难进易退,二十余年多任祠禄⋯⋯进退之间,岂宜容易。未审何故,遂听退闲。除目之颁,满朝失色⋯⋯纷纷之言,其来未已⋯⋯今此录黄当臣书行,臣若严惮天威,俯首惟命,则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论,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区区欲望圣慈追寝上件指挥。所有录黄,臣未敢书行。


在大街上看到了这样一个牌坊


陈傅良说,朱熹在宫中任职二十多年,从没犯过什么大错,而今受到这样的处分,这让很多朝官都感到有失公平,因此搞得众大臣们议论纷纷。陈接着说:今天皇帝下了这个命令,正赶上我来润色成文,按理来说,我应当听皇帝的命令照章执行,但我觉得,如果这道命令发下去的话,肯定会引起朝中大臣的议论,想到这一层,所以我决定把这道命令退回去。陈傅良的这个做法就是前面所讲到的“奏缴”,也就是说他拒绝执行皇帝的旨意。


按照俞雄先生的统计,陈傅良在任职期间奏缴过24件皇帝的“录黄”,如此说来,起草文案的大臣拒绝执行皇帝的指令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否则的话,陈傅良不可能在两年内拒不执行皇帝指令有24件之多。但这一次他替朱熹的辩解却遇到了麻烦,因为这是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关键时刻,虽然他并不是赵汝愚一派的人物,但韩侂胄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必须要将朱熹拿下。于是,御史中丞谢深甫向皇帝奏上一本,指责陈傅良“庇护辛弃疾,依托朱熹”,于是皇帝下令将陈傅良撤职,赶出朝廷,让他去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这样一个闲职。


穿过牌坊,继续前行


此事并未就此罢休,赵汝愚去世后不久,韩侂胄进一步打击赵派人物,而此派中有很多是道学中人士。庆元三年二月,皇帝下诏:“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清查近年来各科进士、太学生是否伪学之党。”十个月后,朝廷又颁布了“伪学逆党籍”名单,这个名单上总计有59人,除了赵汝愚、朱熹、周必大等人外,陈傅良和叶适也在此名单之上。此后陈傅良被免除所有官职,同时他的刻书书版也一并被毁。


陈傅良在朝中任职时,曾经做过皇太子的老师,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的宁宗皇帝。当年陈傅良跟皇太子的关系处得很好,然皇太子成为了宁宗皇帝的几个月,陈傅良就被免职外放。


陈傅良墓旁的生态


其实陈傅良的离开也让皇帝有些不忍,《四朝闻见录》上有这样一段记载:“止斋实为宁皇旧学,上尝思之,语韩侂胄曰:陈某今何在?却是好人。侂胄对曰:台谏曾论其心术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术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复召。”


陈傅良回到家乡后,某天,宁宗想念他,问韩胄:陈去了哪里?并且说,自己的老师其实是个好人。韩胄却说:朝中的谏官认为陈傅良心术不正,恐怕不是个好人。皇帝闻言接着说:既然心术不正,那也就算了。从此就再没有把他召回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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