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唯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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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于 : 2021-03-05 17:21   被转藏 : 1   

【原文】
  四位老弟左右：
  昨廿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 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 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 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 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 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 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 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 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 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 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 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 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 自荆七遣去后，家中亦甚整齐，待率五归家便知。 《书》曰： “非知之艰，行之维艰。 ”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 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 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 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 另纸开示。 余不具，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译文】
  四位老弟左右：
  昨天收到二十七日的来信，非常高兴，因为信长而所写的事情处处详细明白。 四弟七夕诗写得很好，我已将意见详细批注在诗的后面。 以后多写诗也好，但要有志有恒，才能有所成就。 我对于写诗也下了不少工夫，只恨现在没有像韩昌黎和苏轼、黄庭坚那样的人听我写诗吟诗。 何况人事应酬太多，所以不经常写诗； 用心思索，则无时无刻不敢忘记。
  我们这些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件事靠得住。 进德就是指孝、悌、仁、义的品德； 修业是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 这两件事都由我做主，得进一尺，便是我自己的一尺； 得进一寸，便是我自己的一寸。 今天进一分德，就像积了一升谷； 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存了一分钱。 德业共进，那么家业一天比一天兴旺。
  至于富贵功名，都由天定，一点也不能自主。 过去有一位官员有个门生是本省学政，专门管科举考试，这位官员就把自己的两个孙儿托付给他，拜门生为师。 后来他的两个孙子在考试之前患了大病，到了科考又因为父母去世而不能缺孝，没有进学。 几年后，两人才都入了学，其中大孙子还连中两榜。 可见入学迟早、入学时间都是生前注定的。 能不能尽力而为在于自己，能否考中就得听天由命，千万不可妄想。 六弟的天分比诸位弟弟更高些，今年没有考中，也不要怨天尤人。 正好现在可以将自己衡量一番，加强卧薪尝胆的工夫，千万不可因气愤而废弃学习。
  九弟劝我治家的方法，很有道理，这很让我欣慰。 自从把荆七派去以后，家里也很整齐，等率五回来后就知道了。 《书》中说： “不是认识事物难，而是认识了去实行更难。 ”九弟所说的道理，也是我深有体会的，但为人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去像神一样。 从此以后，我把九弟的话作为座右铭，时刻警告反省自己。 季弟天性笃厚，正如四弟所说的，竟能如此快乐！ 让我告诉读书的方法和增进道德修养的途径，我写在另外的纸上。 其他的就不多写了，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解读】
  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进德与修业。
  曾国藩一生以“敬德修业”四个字来不断勉励自己，激励自己去积极思考和做事，以求自己的不断进步。 从“湘军首领”到“中兴功臣”，曾国藩可谓是成就了一生的事业。 这与他的不断进取是息息相关的。 这也体现了他的自我修养的能力。 正如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 我们读书只为了两件事：一是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追求诚实正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以无愧于此生；二是修习学业的事情，学习记忆诵读辞章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以自强自立。

  由此可见，曾国藩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将“敬德修业”当做自己进步的基础。 在他看来，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必须要积极进取，没有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难以成就大事。
  一方面，曾国藩继承了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圣人”。 另一方面，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 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 但他又不拘泥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承宋朝陈亮“经世致用”之说，认为读书大则可以报国为民，小则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

  因此，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国藩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 他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计较荣辱得失，而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卫身谋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国藩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因此，他认为读书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
  如今，生活中有以读书为混文凭的人，以读书为混官的人，以读书为时髦、装饰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杜绝的，而应懂得： 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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