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尧：简论清初收复台湾

明末清初，风云激荡，虎斗龙争。是时，无论是在神州大陆，还是在中国领土台湾，都处在不同形势下的动荡和斗争之中。由乱而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清代初期，台湾的收复并使之由乱到治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郑成功亲统郑军将士驱逐了侵占、分裂台湾长达38年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了祖国的这一神圣领土；其二，康熙帝亲政前后，清政府在同郑经等人多次议和失败的情况下，最终实现了对台湾的统一。在郑成功和康熙帝之间，一个是奉故明为正朔的杰出英雄，另一个则是代明而兴的清王朝的一代名君。尽管他们代表着两个截然对立的统治集团，但在收复台湾这重大问题上，却都做出了各自的伟大贡献。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识，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本文拟就郑成功和康熙帝做出收复台湾的决策始末和如何评价他们在不同时期收复台湾的意义和关系做一简要论述，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17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者荷兰和英国兴起，打破和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霸权。明天启四年(1624年)，总兵俞咨皋大败侵占澎湖的荷兰军队，活捉其主将高文律等12人，其余的荷兰官兵则逃往了台南，可惜，明政府官军没有乘胜追歼，于是，这些荷兰人在台南先后建立了赤嵌城、热兰遮城(又称台湾城)、普罗文查城堡(即赤嵌楼)等。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们又战败并侵占了台湾北部鸡笼、淡水等地西班牙殖民军。其间，荷兰殖民侵略者强征租税，肆虐民夫，滥杀无辜。他们的卑劣行径激怒了台湾人民，各族人民多次揭竿而起，奋勇反抗，同荷兰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其中，郭怀一起义最为壮烈。

郭怀一原系郑芝龙旧部，留在台湾。平时，他仗义疏财，慷慨好施，受到汉族和当地人民的崇敬。同时，他“因愤荷人之虐，思歼灭之”[2]。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年)，他密集众人说：“诸君为红毛(指荷兰人侵者——引者注)所虐，不久皆相率而死。然死等尔，计不如一战。战而胜，台湾我有也，否则亦一死，唯诸君图之!”[3]众人皆激奋响应。不幸机密泄漏，郭怀一遂于八月五日提前起义。逾二日，在同荷军的激战中，郭怀一壮烈牺牲，其余起义者纷纷被荷兰殖民者用极其野蛮残酷的手段杀害了，死者约4000人之多!

这次起义后，荷兰殖民主义者一提及此事便毛骨悚然，并处处防范，他们怀疑郭怀一暗中与郑成功有过联系。同时，这一惨痛的结局促使台湾人民更加觉醒，认识到要战胜这帮殖民强盗，一方面要继续英勇斗争，一方面要有大陆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以上情况成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重要因素。

正当台湾各族人民不断抗击荷兰入侵者之时，郑成功已在福建担起了抗清复明的重任。他选贤任能，严明军纪，以身作则，威名大振。数年间，他挥师驰骋东南海疆，抗清基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清廷朝野为之震撼。同时，由于荷兰强占台湾，郑、荷双方在海外贸易方面不断出现尖锐的矛盾，于是，郑成功于永历九年(1655年)“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4]。郑成功的严正立场和强大实力迫使荷兰殖民者屈服了。永历十一年(1657年)，侵台的荷兰当局委派何斌为使者，携带信件和礼物，在厦门与郑成功谈判。他们愿以每年向郑成功交纳银5000两、箭坯10万支、硫磺千担为条件，请求郑成功撤销封锁台湾之令，“年愿纳贡，和港通商”[5]。同时，具有鲜明爱国之心的何斌使郑成功怦然心动。于是，他秘密交给何斌两项任务：1．搜集荷兰殖民者的军事情况，利用往来的船只送到厦门。2．由他为郑氏代征所有开往中国大陆的商船的税收。以上情况表明，郑成功在密切关注着台湾的动向。

何斌在完成上述任务之时，还密测了台湾鹿耳门一带的水道，绘制成图以待。永历十三年(1659年)，郑成功因大举北征失败，遣回厦门，他虑及郑军势单力孤，清军必倾全力来攻。形势对郑军前言，必须有一牢固的抗清基地。郑成功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唯台湾一地离此不远，暂取之，并可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卢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亳忧”[6]。为此，他曾于是年岁末议遣黄廷、郑泰率军“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眷”[7]。次年春，荷兰殖民者因害怕郑成功进赣台湾，遂再派使节到厦门“议贡”，何斌同往，择机向郑成功“密进地图，劝赐姓取之”[8]。他强调指出：“台湾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横绝大海，足与中国(指清朝——引者注)抗衡。土番受红夷欺凌，每欲反噬。以天威临之，如猛虎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饷兵，进战退守，无逾于此!”[9]复以地图为据，详述可取之状，历历了如指掌。郑成功闻言观图，“满心豁然。起而抚何斌背日：‘此殆天之使公授予也!自当重报。汝勿扬声，吾自有成算。’”不久，何斌满怀信心回到郑军营中，成为郑成功大举收复台湾时的重要助手。

郑成功在审时度势、详阅地图后，成竹在胸，决心收复台湾，从而使郑军在战略上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显然，这是一项有胆有识的英明决策。但是，当他在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召集文武百官共商收复台湾大计时却遭到宣毅后镇吴豪等将领的激烈反对，吴豪说：“怎奈(荷兰)炮台利害，(台湾)水路险恶，纵有奇谋而无所用，虽欲奋勇而不能施，是徒费其力也!”建威伯马信则认为：“藩主所虑者，诸岛难以久拒清朝，欲先固其根本，而后壮其枝叶，此乃终始万全至计。”他在支持郑成功的同时，因不知海路等详情，复提出因时而制、见机而动之论。正当众将议论不一之时，杨朝栋则“倡言可行”。郑成功非常高兴，明确表示：“朝栋之言，可破千古疑惑。着礼官择日，令世子经监守各岛，台湾非吾亲征不可!”[10]

随后，郑成功对厦门、金门等地详加部署，委以其子郑经和洪旭、陈永华、郑泰等人。是年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亲自率领马信、周全斌、刘国轩、杨英等官兵25000余人，自金门料罗湾起航，扬帆直指台湾。这时，张煌言亲自致函，派人切责郑成功的这一行动。郑成功不为所动，挥师勇往直前，再次显示了他收复台湾的决心和魄力。

同年四月一日，郑成功统领大军到达了台湾鹿耳门港之外。多年以来，鹿耳门港的港口狭窄，航道迂回，只能通行小船，夙有天险之称，所以，荷兰人并未专门设防。对此，何斌早有了解并已勘测成图。当日中午，鹿耳门潮水骤涨，郑军在何斌的导航下，“大小战舰衔尾而渡，纵横毕人”[11]，立刻登岸。当地人民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军队，喜从天降，奔走相告。很快，几千名百姓使用各种运输工具，迎接郑军。在他们的全力帮助下，郑成功指挥郑军在两个小时内全部登上了宝岛的陆地。随后，郑成功命其大部军队，按照布置向赤嵌城(今台南市西区以东)进发。郑成功则接受何斌的建言，命部队迅速夺取粮仓等重要之处，保护房屋和街道，以防荷兰殖民者肆意破坏。与此同时，郑军遵照郑成功的命令，一路军包围了普罗文查城堡(今台南市赤嵌楼)，这是荷兰殖民者在岛上构筑的最重要的军事要塞；另一路军由陈泽等将领率领，把守北线尾一带海域，截击荷兰援军。由于郑成功抱有誓复台湾的决心，并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所以，他军令果断，部署正确，郑军不仅控制了赤嵌与荷兰人的另一据点热兰遮(又称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区)之间的海面，而且，在陆地上也将两处的殖民军相互隔绝，使这帮入侵者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

尽管荷兰殖民者面对这突变的形势而大惊失色，以为郑军是“白天而下”，但是，他们还是相信：凭其装备精良的船舰、火器和殖民军，足以战胜武器简陋的郑军。为此，他们倾其在台湾的全部军事力量，从水、陆两面反击郑军。可是，在此后的战斗中，他们被郑军将士杀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一些荷军“已经不听命令，他们惊慌恐惧，各自逃命”。妄图阻击郑军的殖民军，“战斗结局也是很悲惨的”。

荷兰殖民者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妄图通过谈判，付上一笔赔款，诱劝郑成功率军退出台湾。此计如不成，他们又阴谋以暂让郑军“占领”台湾，但需允许普罗文查的荷兰军队自由集中到热兰遮城，以保存其实力。对于荷兰人侵者的无耻伎俩，郑成功于是年五月三日严正宣告：“这个岛(指台湾——引者注)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住；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

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12]他明确要求荷兰人立即交出普罗文查城堡，允许他们在撤离时可带走动产，即“珍瑶不急之物，悉听尔归”[13]。

郑成功在台湾的重大举措受到高山等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南北路土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各照例宴赐之，土社悉平怀服”。高山等族人民一方面对郑军“男妇壶浆，迎者塞道…甚是喜慰!”[14]一方面纷纷行动起来，以不同方式痛击荷兰殖民者。广大人民的英勇行动有力地支持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

荷兰守军在其水、陆两路的反扑彻底失败后，内外援俱绝，悲观绝望，士兵病亡相继。军曹拉迪斯等先后投降，为郑军又提供了新的情况。于是，郑军在乌特利支堡外围筑起三座炮台，并于是年十二月初六日清晨猛轰该堡，占据了外堡山。此时，荷兰残军已全部暴露在郑军的火力之内，这帮侵略者深知非降即死，决定献城投降。

郑、荷双方经过五六天的谈判，荷兰殖民者长官揆一于是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订了内含18条的投降条约。揆一带领残余的500余名荷兰人，分乘8艘船舰，退离台湾。至此，台湾经历了38年的荷兰殖民统治后，由于郑成功率全体将士同台湾人民一道，同心戮力，果敢善战，终于使台湾重归炎黄子孙的怀抱。

郑成功对于实现其收复台湾的夙愿，百感交集，赋诗曰：“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15]

是年十二月前后，郑成功为巩固和开发台湾实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诸如建立府县，寓兵于农，推行屯垦，发展农业，整修武备，制定法律，兴办学校，振兴贸易，鼓励大陆人民迁居台湾等。其间，为表示对家乡的怀念，他将台湾城改名为安平镇。郑成功为了使台湾能尽快发展起来，殚心竭力，昼夜操劳，直至次年五月病逝。

简言之，郑成功做出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的战略性此而产生的伟大功绩，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闪烁在中华辉史册上。在我国众多的民族英雄中，郑成功以其特有的历经岁月的风雨而一直受到后人崇敬。可是，在此后的是什么情况促使康熙帝做出收复和统一台湾的重要决策的局势又是怎样发展着的?“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16]

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猝然病逝，从而引发了由谁来继承郑氏政权的这一最高权位之争。郑成功之子郑经在平息了权位之争的内乱之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嗣承王位，成为郑氏在台湾的第二代统治者。

但是，在台湾事关谁属这一重大问题上，郑经却背叛了其父的立场，父子之间出现了原则性的分歧，请看：

郑成功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严肃指出：“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17]

郑经则于永历二十一年(清康熙六年，1667年)向清政府明确说明：“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先王在日，亦只差‘剃发’二字，若照朝鲜事例，则可。”[18]

至此，郑经企图将台湾分割于中国版图之外的立场已显而易见。那么，在康熙六年(1667年)前后，清政府在对待固守台湾的郑氏以及当他们在大陆还有一席之地时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方针政策呢？同时，郑经又是一种怎样的做法呢？以上两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康熙帝决定收复台湾和郑成功、康熙帝相继完成这一伟大壮举的关系。

自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九年(1662一1680年)，在清政府内部，不论是在康熙帝亲政前后，还是在当事臣僚之中；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他们对郑经一直是以招抚为主，力求早日解决台湾问题。为此，他们或派官、或致函，其意旨在谈判。据笔者的统计和分析，在这些谈判之中，有11次当属重要和应当提及的。

清、郑之间的这11次和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一)自康熙元年(1662年)至康熙二年(1663年)；(二)自康熙六年(1667年)至康熙八年(1669年)；(三)自康熙十六年(1677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

以下，笔者在简要叙述和分析这11次和谈之时，采取分阶段、但每次均按时间顺序，在改变某次因阶段变化时的次序时，在括弧中写明总次序。这样，既便于分清阶段，又便于清晰11次谈判的发展脉络。

第一阶段：

第一次，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清政府得知郑成功逝世，靖南王耿继茂和福建总督李率泰派都司王维明、李振华和总兵官林忠前往厦门，谕以“朝廷诚信待人，若释疑遵制，削发登岸，自离厚爵加封招抚之”[19]。削发是满族的风俗，留发是汉族的习惯，因而，清朝统治者认为汉族等民族官民能否削发是作为清朝臣民的重要标志，此次谈判之时，为削发而引发的血与火的斗争基本已成越去，但奉永历为正朔的郑经不能接受，提出仿朝鲜例，不削发，彝臣纳贡而已。

第二次，同年八月，林忠等再到厦门，希望郑经等将所陷州县算印信送还，并差员人漳州酌议，赍本往京请旨。郑经与郑泰、黄廷、洪旭密商此事时说：“东宁初辟，先王陡而仙逝，兹又遭萧、黄二贼构衅于内。藩院闻信，频频遣员招抚。顺之，有负先王宿志；逆之，则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岂不危哉!不如暂借招抚为由：俟余整旅东平，再作区处。”[20]于是，郑泰等人将历年所得的清方印信、公侯爵印和明朝敕命等交还，伪造有关土地、军民、器械等册，假以谈判受抚之势。郑经则乘机迅即挥师台湾，平定内乱。倒是清中央政府在得到《李率泰题为郑泰等派员议降事本》后看得真切，指出：郑经等“虽称归顺，却未剃发登岸”[21]，命他们不—轻信。果然，李率泰等中计，郑经在取得胜利、登上王位后，又取“剃发”、“朝鲜例”为由，拒绝再谈。

第三次，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军攻下金门、厦门，郑经退往铜山，耿继茂、李率泰遣官至铜山，传宣朝廷德意招抚，郑经坚决要求按朝鲜待遇，表示：“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22]态度极为强硬，与前一次虚以受抚之势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二阶段：

第一次(总第四次)，康熙六年(1667年)八月，河南候补道孔元章奉旨到台湾，提出郑氏称臣纳贡、遣其子人京、以沿海地方与郑氏通商三条件。郑经以礼待之，答道：“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再次强调不剃发和按照朝鲜事例。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闻知，甚愤，遂上著名的《边患宜靖疏》。

第二次(总第五次)，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康熙帝智擒权臣鳌拜，正式亲政。同年六月，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奉旨到福建，与靖南王耿继茂等人于泉州议抚，命兴化知府慕天颜、都督佥事季俭，持皇帝诏书到台湾，郑经不接诏书，只派礼官叶亨、刑官柯平前去谈判。明珠专此致函郑经，详析利弊，语多诚恳。慕天颜对郑经说：“朝廷频频招抚，亦怜贵藩忠诚，不忘旧君。若能翻然削发归命，自当藩封，永为柱石。不然，岂少楼船甲兵哉?”[23]郑经强调不剃发，坚持按朝鲜事例，称臣纳贡而已。对于台湾领土谁属，他在致耿继茂的信中再次明确写道：“东宁偏隅，远在海外，与版图渺不相涉!”[24]明珠等人知事不可为，和议终止。在这次和谈中，又一份档案史料应引起重视，即《敕谕明珠等郑经比例朝鲜不便允从》。笔者认为，这道敕谕对此后的清、郑和谈具有指导意义，影响深远，限于篇幅，容另文详述。在郑经看来，台湾与朝鲜是等同的，即：都不属于中国领土，这就道破了他反复强调“若按朝鲜事例”的真实用心。他不仅要固守台湾，并且，明显具有将台湾分割于中国领土之外的企图。面对这种现状，清政府仍在寻找着和谈的机会。

第三阶段：

第一次(总第六次)，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发生后，郑经卷入其间，劣迹昭昭。他不断点兵派将，攻城略地，伺机一逞。东南沿海的广大人民因而饱尝其蹂躏之苦。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康亲王杰书率清军人福建后，力克郑军攻占的漳州、泉州、汀州等府县，他虑及惠州、潮州尚未收复，同时，清军水师也未准备充分，于是，派出佥事朱麟、庄庆祚带着他的亲笔书信，到厦门招抚郑经。这次郑经不仅重弹旧调，并且，在复函杰书时写道：“幸遇诸藩举义(指三藩之乱)，诚欲向中原而共逐鹿……倘天意厌乱，人心思汉，则此一戎旅(指郑氏及其部众)变可转祸为福。”[25]杰书因其言语狂悖，议又未成。

第二次(总第七次)，康熙十六年七月，杰书再派泉州知府张仲举、兴化知府卞永誉，各加卿衔，前往厦门，要求郑军退回台湾，息兵安民，许为题请。郑方以息兵必先裕饷为理由，强调必须以漳、泉、惠、湖四府为交换条件。洪、卞不敢作主，杰书再次致函郑经，诚恳而详细地分析了双方的形势、地位及郑氏未来的去向。例如，他指出：“贵君臣独自窜穷荒，守明正朔，三十余年不忘旧君。此与吴三桂自称‘大周皇帝’，为两朝之乱臣贼子异矣!”再如，郑氏“以势不均，以力不敌，而欲区区蕞尔之土与天下结怨连兵，不亦惑乎?”“我朝廷亦何惜以穷海远适之区，为尔君臣完全名节之地。执如有意于此，倾向相告……执事如感朝廷之恩，则以岁时通奉贡，如高丽、朝鲜故事，通商贸易，永无嫌猜，岂不美哉!”郑经年来的要求已基本得到满足，但在他大会文武、讨论此事时，又出沿海诸岛为其所有，郑军粮饷由福建供给等，宁海将军喇哈达知，斥之狂悖无定见，真乌合之众，不足计议。

第三次(总第八次)，康熙十七年(1678年)九月，清军在福建总督姚启圣等官员的指挥下，接连攻克漳、泉所属各县，郑军大败。但唯有海澄为郑氏名将刘国轩密布防守，清军一时难以取胜。为此，姚启圣致函郑经，派漳州进士张雄持函往厦门。姚启圣在信中特别提醒郑经：“即从贵藩下游者，恐今昔人心不同，事势难测。谁无父母?谁无坟墓?与其涉波涛、争尺寸，曷若归乡闾、受朝爵乎?贵藩宁不虑及此哉?”郑经则必以“海澄为厦门门户，不肯让还”。

第四次(总第九次)，同年十月，姚启圣再派泉州士绅黄志美持函至厦门，劝谕招抚，郑经依然坚持上次所议条件。

第五次(总第十次)，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康亲王杰书见刘国轩治军严密，攻守有方，短时期不能克复全闽，决定派中书苏矿等人再见郑经，许以郑军如退回台湾，可按朝鲜事例，称臣纳贡而不剃发。但是，郑经等人又提出：1．海澄作为往来的公所；2．清政府每年须向他们提供东西洋饷6万两。对此，姚启圣明确表示：“寸土属王，谁敢将版图封疆，轻议作公所?”[26]

第六次(总第十一次)，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时姚启圣等挥军收复了海澄、厦门等地，福建全省悉归清廷所有，康亲王杰书还京师，分兵守金门、厦门等地，郑经败归台湾。贝子赖塔致函郑经，说：“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人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于世无患，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荼炭。唯足下闻之。”[27]郑经在表示同意的同时，还提出要留海澄为互市公所。总督姚启圣对郑经的海澄一议坚决反对。

综上所述，在这三个阶段的和谈中，第三阶段就达6次。清政府自康熙十六年(1677年)秋(即笔者上文所拟的总第7次)开始，他们在争取郑经议和的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让步，从而使郑经的世守台湾、不剃发、不易衣冠、如朝鲜事例等要求完全得烈了满足。是什么原因使得清政府的官员们表示接受郑经的上述要求，这是一个有待于继续研究的问题。但是，这里要指明的是，郑经在参加三藩之乱前后利令智昏，他不仅反复强调台湾“非中国版图”，同时，在其要求均予满足后又一再生出新的枝节，如对粮饷、对海澄的等等要求，继续制造新的障碍。更有甚者，郑经由于常|年出师征战，参加三藩之乱，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史不绝书。

自康熙元年起，清、郑之间11次和谈失败的事实说明了郑经将台湾分割于中国版图之外的用心已是无可挽回的现实。康熙十九年(1680年)后，清、郑双方各自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康熙汲取经验，下定决心，精心筹划，为收复台湾谱写了重要篇章。

康熙帝亲政前后，清政府在同郑经多次和谈的同时，针对郑氏内部的实际情况，不失时机地采取了积极招抚措施。康熙元年（1662年)，当一些郑氏官兵开始投清之时，清政府即在江浙闽粤分设满汉兵户郎中l员，负责招抚，归诚的郑氏官兵日渐增多。此后，郑经亲属郑缵绪、心腹周崔芝之子周家政、副统领何义、忠明伯周全斌、威远将军翁求多、永安侯黄廷等人纷纷率领所部官员、兵丁和家眷驾舟投归。自康熙元年(1662年)至康熙三年(1664)，“合计投诚文武官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零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口，大小船只九百余只”[28]。姚启圣任福建总督后，为进一步扩大招抚，在漳州特设“招来馆”，“不爱官爵、资财、玩好，凡言自郑氏来者，皆延致之，使以华觳鲜衣，炫于漳、泉之郊，供帐恣其所求”[29]。康熙帝所说的“闽督今得人”道出了他们君臣在这方面的谋略也是一致的。不久，郑氏五镇大将廖琪等5人，总兵苏堪、朱天贵，都督刘敏、总兵魏国柱等先后率所部归诚。对于这些来自郑氏的官员，清政府捐弃前嫌，以礼相待。有的官如旧职，有的袭其原爵，有的嘉奖议叙，有的另授新职。如郑芝龙之子郑世袭归清后，康熙帝传旨：郑世袭授正黄旗精奇尼哈番，给全俸，“其母颜氏，着给伊完聚”[30]。对于兵民则妥善安置，使其安居乐业。显然，这些措施是经过康熙帝的深思熟虑，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贵在始终如一，这对于康熙帝收复台湾起了多方面的促进作用。

在礼待郑氏归诚者的这些年中，康熙帝又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例如，他早于康熙八年(1669年)即已下诏停止圈地，宣称满汉军民一律平等，等等。通过康熙帝及其臣僚的努力，民族矛盾已逐渐退居为次要矛盾。面对这样的形势，郑经仍奉明朝为正朔，在同清政府的多次和谈中，一再提出如朝鲜事例等要求，否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而失去了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伟大意义和作用，成为国家统一的障碍。为数众多的郑氏官兵相继归清的事实，说明郑氏在台湾的割据统治已经不能长久了。

自康熙元年(1662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以康熙帝为首的清政府力求同郑经一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因此，在多次议和时，他们的态度是主动的、积极的，并表现出很大的耐心。但是，这些年的和谈事实表明，他们的努力终归失败。当然，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对于郑经反复重申的台湾应如朝鲜事例、台湾非中国版图的要求和立场，康熙帝早在康熙八年(1669年)九月《敕谕明珠等郑经比例朝鲜不便允从》就曾郑重说明：“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31]此后，他再次指出：“台湾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相比。”[32]其态度是鲜明的，其立场是明确的。所以，当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在与郑经等人谈判之时，康熙帝也在考虑着用武力收复台湾。

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即向康熙帝密陈进取台湾的方略。他指出：郑氏在台湾“恃险负固，虽戢翼敛迹、未敢突犯，而蜂虿有毒，沿边将为不宁”。“为今之计，顺则抚之，逆则剿之，若恣其生聚，恐养痈为患。”“如台湾一平，防兵亦可裁减，地方益广。岁赋可增，民生得宁，边疆永安，诚一时之劳，万世之逸也。”[33]复从选将、练兵、筹饷、制器、造船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办法。澎湖在克复台湾中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在选择作战方案时，必须先取澎湖，胜势已居其半。对于澎湖一战，应当剿抚并用。康熙帝览此疏言，非常重视。他认为攻取台湾，关系重大，不便遥定，命施琅从速到京，当面奏明所见，以便定夺。次年四月，施琅在京又从守土、赋税、边防、后患等方面深入分析，认为“折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以避其患”的做法，后果严重，不足为训。在详细分析了台湾的政治、军事等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因剿寓抚之法”，力主进取台湾[34]。他着重指出：如果专一差官议抚，则操纵之权在于郑经一人，恐无归诚之日；若用大军压境，则去留之机在于郑氏广大官兵，郑经安能自专?!无庸置疑，施琅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朝廷内部，鳌拜专权；边疆地区，三藩势炽；连年征战，财政困难。尽管康熙帝赞赏施琅的见解，但他感到其时进取台湾的条件和时机尚不成熟。而朝廷讨论的结果，也以风涛莫测、难以取胜为理由，力主议抚，否决了施琅的主张。不久，清廷决定裁撤水师提督，康熙帝随即命施琅为内大臣，封伯爵，隶汉军镶黄旗。事实表明，康熙帝将施琅留在京师是别有一番深意的。这样的安排不仅可以加深康熙帝君臣全面认识施琅，同时，也为清军日后用兵收复台湾储备了一名优秀的水师统帅。

康熙二十年(1681年)前后，清、郑双方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郑经等人的连年征战，给台湾军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民心离散，士卒丧气”。本来就有“故土之思”的在台官兵对郑氏所为普遍不满。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返回台湾后，不理政务，以嬉游为乐，情绪消沉，生活腐化，“极岛中之华丽”，“峻宇雕墙，茂林嘉卉”，与诸将“欢饮较射，夜以继日”[35]，次年，郑经病死，其子郑克璺嗣位。未久，深受郑经宠信的冯锡范等人杀死克璺，改立其幼弟郑克塽。冯锡范等遂独揽大权，擅自威福，肺腑大臣皆侧目而视，人心益失。时值三年大旱，米价昂贵，民不聊生，百姓们纷纷举旗“倡反”[36]。而郑氏内部也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危机，他们之间相互疑忌，各不相让，离心离德，致使弃郑投清的官兵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康熙帝以其大智大勇，在朝廷内外臣民的有力配合下，彻底平定了历时八年之久、战火遍及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清初社会逐步走上了安定、繁荣的道路。是年(康熙二十年)六月，当康熙帝从福建总督姚启圣等人的奏疏中得知郑经病逝等有关情况后，随即传旨：郑氏内部“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命姚启圣等“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37]。

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大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当时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有《三难六不可疏》，言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帝怒斥道：“我使他有本事，委之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38]在这样的情势下，由谁来担此重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事了。

在重新考虑福建水师提督的人选过程中，康熙帝的心情是急切的，但又非常慎重。他深知此一人选事关重大，他直接关系到清军能否顺利克取台湾。在此之前，姚启圣对施琅的海战才能、子侄被郑氏所杀等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多次力荐，甚至愿以全家百口为之担保。显然，姚启圣的这些疏言对康熙帝是重要的，但是，施琅被免去此职后，距今已30年了，这中间有关他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为此，他曾四次问及他的心腹之臣、内阁学士李光地。值得重视的是，李光地在这些年中对施琅有了深刻的了解，不仅钦佩他的卓越才能，更有感于他在困境之中关心国事，胸怀壮志[39]。所以，他向康熙帝全面阐述了施琅能胜任此职的重要条件，强调其心可保，“若论才略，实无其比”，“海上所畏，唯此一人!用之则气先夺矣”[40]。康熙帝对李光地所奏非常满意，于是，在内廷召施琅问计。施琅奏道：“今卜之天时，揆之人事，郑氏气势决不能再延。且臣料其一、二巨帅，虽号称桀骜，以臣视之，直狐鼠尔。当非臣敌也。”[41]进而详细分析了清、郑双方的情况和他的用兵之道。康熙帝听后，大为高兴。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到任之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42]。万正色则改任陆路提督。这样，康熙帝在征询了李光地等人的意见后，又经过自己的详查细考，为选出施琅这样的中意人选而深感自慰。同年八月，康熙帝在瀛台赐宴，为施琅壮行，当时，朝廷内部对进取台湾一事“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43]。只有康熙帝、施琅等为数很少的人有必胜的信心，因此，康熙帝在赐宴时勉励施琅恪尽职守，希望他早传捷报。

姚启圣一直期待与施琅同征台湾，从而实现其多年的夙愿，报效朝廷。可是，施琅自赴任之后，屡次请求独自领兵，完成这一使命。对于由此而引起的“施姚之争”，康熙帝运筹帷幄，总揽全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初，康熙帝几经思考之后，同意大学士明珠的回奏，即“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44]。他明确指出：郑氏“固无能为，郑锦(即郑经——引者注)在时，犹苟延抗拒。锦死，首渠既除，余党彼此猜疑，各不相下，众皆离心，乘此扑灭甚易，进剿机宜不可停止，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命姚启圣等同心协力，催运粮饷，不得有误。

总之，康熙帝收复台湾前的各项决策可以用准确、及时、主动、果断来概括，生动地体现了他在治国安邦、实现统一大业方面的深谋远虑。其间，“贵在始终如一”则在收复台湾之中和收复台湾之后表现得尤为充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在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的率领下，扬帆渡海，乘风破浪，准备在澎湖一带同郑军展开激战。这一战的胜负不仅关系到康熙帝能否尽早收复台湾，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台湾郑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双方对澎湖之战都予以高度重视。

是年六月二十二日，施琅指挥清军，同郑军殊死一战，取得了澎湖之战的全面胜利。康熙帝闻报，称赞“克取澎湖，此乃捷音”，“施琅之功甚大”[45]。命遍谕扈从文武官员，并多次高度评价了施琅。其时，人谓施琅“必报父仇”。对此，施琅愤然答道：僭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即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表示“断不报仇!”事实证明，施琅言行一致。他在澎湖和进入台湾以后采取的一些卓有成效的措施，对康熙帝最终以和平方式收复台湾产生了重要作用。

同年闰六月初八日，郑克塽遣官赴施琅军前议和。姚启圣、施琅等人专此请颁敕招抚，康熙帝及时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颁布了一道至关重要的谕旨。在谕旨中，康熙帝全面阐述了意在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他首先表示包括台湾在内“无不欲其咸登衽席，共享升平” [46]。但是，自清朝建立后，由于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以致沿海地豢：里阴不宁，时遭兵燹之厄”。他严肃指出，这种状态应尽早结束，“故特命提督施琅，选将练兵，整饬战舰，扬帆进剿，直出大洋，旋据奏报，已克澎湖。尔等抗拒大兵者，歼灭殆尽，余众败遁台湾。目今舟师，指日荡平”。他希望郑克塽等认清形势，早作决断“审图顺逆，善计保全”。如果郑氏人等真心归来，他将不咎既往，还要“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康熙帝郑重告诉对方，不必再心怀疑畏，“煌煌谕旨，炳如日月，朕不食言”。

不难看出，这道谕旨既表明了康熙帝的真诚态度，又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为郑克塽等指明出路。康熙帝的这项决策对于消除对方的疑虑和实现其早日统一台湾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是年八月十三日，施琅在海不扬波、兵不血刃的情况下顺利到达台湾，在宣读康熙帝这道敕谕后，郑克塽等人“欢呼踊跃”[47]。此后，施琅接连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圆满完成了统一台湾的重大使命。

然而，就在台湾收复之后，清廷的大臣们对台湾的弃留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从而引发了直接关系到台湾统一后的前途和命运的一场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有的官员提出“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48]，认为荷兰本无“大志”，即使台湾又被荷兰占有，也任其所为!并说这才是久安长逸之道……如其所言，就连郑成功的逐荷壮举也将付诸东流。

群臣各持己见，争执不下。福建总督姚启圣于同年八月明确提出：对台湾不仅要守，并且不能拖延，这是相因而至之势，也是很自然的道理[49]。施琅则深深感到这场“弃留之争”的严重性，同年十二月，他以其在台湾的亲身经历，经过严肃思考，写出了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施琅认为“去留之际，利害攸关”，“善后之计，尤宜周详”[50]。他坚决主张统辖台湾，巩固边防，维护统一，防止外来侵略!因此，不要说台湾沃野千里，足以支付粮饷，固当议留；即或是不毛之地，并要从内地运送粮米，也断断不可言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施琅的远见卓识为康熙帝对台湾做出正确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大学士李雳、王熙在回奏时支持施琅的主张。同时，侍郎苏拜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麟也上疏赞同施琅的见解。至此，康熙帝明确说道：“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51]

同年四月，清政府决定在台湾设立隶属福建的台湾府和风山、台湾、诸罗三县，派官驻军，置巡道、总兵各l员，副将l员，参将2员，兵8000；澎湖设副将1员，兵2000，镇守其地。自此，在台湾的汉族、高山族人民完全归属于清政府的管辖，高山族则成为这个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汉族、高山族人民的友好往来进人了一个新的、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他们的行动有力地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52]

以上，笔者从四个方面简要论述了郑成功和康熙帝做出收复台湾决策的始末，并述及了这一历史过程。可以看出，他们决定收复台湾都有着各自的原因和背景。从台湾的历史发展来看，郑成功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了台湾，其功永存。但是，他只是完成了这一重大问题中的一半，而另一半则历史地落到了康熙帝的身上。康熙帝在汲取经验教训之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决策，在实现收复台湾之后，很快便设官建制，派兵驻守；态度鲜明，布置缜密，从而完成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统一，结束了台湾长期孤悬海外的局面。明末清初，台湾由乱到治的发展过程不仅证明了郑成功、康熙帝等当事人物和广大群众的伟大贡献，同时，也说明这是台湾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

[3]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

[4]杨英：《先王实录校注》，1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杨英：《先王实录校注》，1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7]杨英：《先王实录校注》，22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阮曼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夏琳：《海纪辑要》。

[10]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11]连横：《台湾通史》，卷l，《开辟纪》。

[12] 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载《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13]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

[14]杨英：《先王实录校注》，25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 郑成功：《复台（即东部）》，见《玄览堂丛书》续集《延平二王遗集》。

[1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7]汤子炳：《台湾史纲》，引《郑成功致科业特书》。

[18]江日升：《台湾外记》，卷6。

[19]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20]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21]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448页。

[22]江日升：《台湾外记》，卷6。

[23] 连横：《台湾通史》，卷2，《建国纪》。

[24] 连横：《台湾通史》，卷2，《建国纪》。

[25]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6。

[26]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27] 魏源：《圣武记》，卷8，《康熙戡定台湾记》。

[28]《清圣祖实录》，卷12，22页。

[29] 全祖望：《鲒琦亭集》，卷15，《碑铭·姚公启圣第二神道碑》。

[30] 《清圣祖实录》，卷16，3页。

[31] 《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272页。

[32] 《清圣祖实录》，卷109，26页。

[33] 施琅：《靖海纪事》，卷上，《边患宜靖疏》。

[34] 施琅：《靖海纪事》，卷上，《尽陈所见疏》。

[35]林谦光：《台湾纪略》。

[36]林谦光：《台湾纪略》；连横：《台湾通史》，卷2，《建国纪》。

[37]《清圣祖实录》，卷96，14～15页。

[38]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1，《本朝时事》。

[39]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请参见拙文：《试析李光地论“本朝人物”——兼议(榕村语录续集)的历史价值》，刊于《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

[40]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9，《本朝人物》。

[41] 施琅：《靖海纪事》，《襄壮公传》。

[42] 《清圣祖实录》，卷96，29页。

[43] 《清圣祖实录》，卷112，9页。

[44] 《康熙起居注》，90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45] 《康熙起居注》，1024页、102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46] 《清圣祖实录》，卷11l，10~11页。

[47]《清圣祖实录》，卷111，33页。

[48]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1，《本朝时事》。

[49]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卷6，《舆地既广请立规模》。

[50]施琅：《靖海纪事》，卷下，《恭陈台湾弃留疏》。

[51]《康熙起居注》，1127页。

[52]笔者于此有专文论述，请参见《康雍乾时期汉族、高山族友好关系的发展及其原因》，刊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