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剑，赵京生|早期经脉认识方法与形态评述

作者简介：

张树剑，青年中医学者，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经脉是什么，一直是中医学基本理论中的重要命题。数十年来，我国学者对经脉的实质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一般而言，多数学者所根据的经脉蓝本均为《灵枢·经脉》，即我们所熟知的三阴三阳的经脉系统。然而，《灵枢·经脉》所论述之系统经脉理论，有相当的基础是哲学或者社会学范畴的，受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有一定程度的非实践因素，这一观点已被诸多近世与当代学者所认同。 

这种理论形态化极强的经脉系统，虽然在说理与传承上十分方便，但却掩盖了早期经脉的实践本质。事实上，在早期经脉的形态与功能表达中，含有大量经验的内容，尤其是古人对经脉的认识方法与形态表达，是实质而朴素的。笔者认为，在对经脉实质作深入研究并作出科学论断之前，应当考察在经脉的形成初期古人对经脉的认识方法与古人眼中的经脉形态。

一般认为，中医学不太注重人体解剖的实体结构。尤其是宋元以降，中医的典籍多注重说理，经脉成为一种纯粹的说理工具，这一倾向至今未除。事实上，早期的中医学与早期西方医学一样，有着大量的解剖实践。

“解剖”一词，最早出现在医学文献《灵枢·经水》中：“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这里提到了“脉之长短”，并说十二经气血的多少皆有大数，而且可以“解剖而视之”，在作者看来，经脉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另外，《灵枢·肠胃》中对消化道各器官容积、长度、位置等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灵枢》的《骨度》、《脉度》、《经筋》诸篇对体表标志之间的相对距离，血脉的长度、筋肉的附着点等也有较明确的叙述。

一个更为确实的例子是《汉书·王莽传》记录了一则官方组织的人体解剖过程：“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脉，可以用小竹条通导，当然是可以看到的实质结构。这里的脉，应当指的是血管。

严健民先生对早期中医学史有深入研究。他提出，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先民就完成了人体心脏的大体解剖，而且殷商人对心脏底部经脉的解剖与生理功能的认识，导致了原始中医学人体经脉调节理论的诞生。同时严氏还提出，殷商至秦汉时期，人们已对颅脑、肌肉、经脉等分别做过许多解剖工作。笔者对古人是否做过独立器官的解剖工作不敢确定，但古人做过大量的解剖实践这一事实却是无疑的。

应当指出，秦汉之前的中国古人尚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这一观念，这是儒家思想大行其道之后的事。在文明的早期，奴隶主对奴隶甚至下属任意杀戮是十分常见的，再加上战乱与人类本身的高死亡率，导致先民对人体的认识并不神秘。近贤范行准先生说：“奴隶社会是我国医学的解剖生理学得以成立的时代，到了封建社会的秦汉以后，已渐向五行说方向发展。”

以上说明，解剖是古人认识经脉的重要方法，这也符合早期医学认识发生的一般规律：“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灵枢·本藏》）。经脉在古人的心目中是可以贮藏与运行气血的，从这一意义上看，解剖看到的脉是实实在在的结构，血管组织当是经脉的重要形态。

以上讨论的是经脉可“解剖而视之”，同时经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外可度量而切循之”。这是古人认识经脉的又一重要方法。古人切循的是什么呢？主要是脉动。

古人对人体体表的动脉搏动观察得相当详细，《内经》中有大量关于“动脉”与“脉动”的描述。并且在《灵枢·动输》中，作者还给出了脉动的生理解释，不赘述。脉动的观察与经脉循行理论的形成具有密切的关系。黄氏认为，体表上下特定部位间的联系是基于脉诊的实践发现，又通过相关的刺脉治疗加以确认，古人还根据体表上下特定部位连线上的脉动点或诊脉点，对经脉循行的中间过程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记。这种体表不同部位脉动的相关性，促成了经脉循行的基本观念。

细致的脉动观察，还是古人诊断疾病的重要方法。早期医书中称之为“相脉之道”。张家山汉简《脉书》中有“相脉之道……它脉盈，此独虚，则主病。”《素问·三部九候论》则有“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应当是帛书的继承。《三部九候论》论述的9个脉诊部位，均是体表的动脉。

早期的脉诊是指多处体表动脉的触诊，而体表动脉又是经脉形成的基础，脉诊所候之气，即是古人所认为的经脉之气。所以在脉动异常时，可以取相应的经脉来治疗。经脉概念的形成与脉诊实践密切相关，赵氏对此有专文论述。

有时候动脉也作为体表标志，用来阐述经脉的循行与取穴。如“足阳明，侠喉之动脉也，其俞在膺中（《灵枢·本输》）”。

与动脉相类，体表静脉的观察与触诊也是古人发现经脉的重要方法。《灵枢·经脉》：“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外踝之上，无所隐故也。”这里的足太阴脉的循行描述，用现代解剖学的知识印证，当指的是大隐静脉。

如上已述，动脉的触诊是诊断病情的重要指征，但动脉不能作为针刺的直接治疗点，在动脉上直接针刺则会出血过多，引起事故。《内经》中有一篇专门记述针刺事故的文献《素问·刺禁论》，对刺中动脉出血可能引发的事故作了记录：“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但是体表静脉，尤其是那些形态异常的病理性络脉，则具有诊断与治疗的双重价值。古人对体表的病理性络脉的认识手段既有触诊又有视觉的观察，如“血脉者，在腧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灵枢·九针十二原》）”。《内经》中有大量刺血络的记述，这一刺法是《内经》时代医生治病的主要手段，是古人宝贵的治疗经验。经脉理论成熟之后，以补虚泻实作为主要治疗思想的微针刺法成为主流，刺血络尤其是静脉的大量刺血法，则退而居于次要位置。

除了血脉之外，经脉观念形成早期人们还观察了一些其他的组织，也称为脉。

古人在体表诊察时，对体表的软组织异常改变，如肌束、筋膜等组织痉挛，认为是异常的脉。“脉淖泽者，刺而平之；坚紧者，破而散之，气下乃止，此所谓以解结者也（《灵枢·刺节真邪》）”。“解结”类似于《灵枢·官针》中“刺大经之结络经分”的刺法—经刺，这里的“大经之结络经分”与“坚紧者”之脉，从形态描述看，似乎不是指的血脉，当是其他软组织的异常。与此相类，《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亦有较为详细的刺法：“黄帝曰：刺其诸阴阳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调阴阳，切循其经络之凝涩，结而不通者，此于身皆为痛痹，甚则不行，故凝涩，凝涩者，致气以温之血和乃止。其结络者，脉结血不和，决之乃行。”这一认识符合临床实际。

督脉与任脉的早期认识亦较为朴素，指的是具体的组织。笔者拙见，督脉与中医学早期对脊柱的认识有关；黄氏认为，妊娠女性腹部的色素沉着可能是古人提出任脉循行的重要根据。另外《素问·气府论》曰：“任脉之气所发者二十八穴……腹脉法也。”古人对任脉的认识与腹部脉诊也应有密切关系。 

有些神经组织也被认为是经脉：“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灵枢·寒热病》）。”

早期人们对经脉的认识方法是朴素的，主要是解剖与体表的诊察。然而，由于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解剖这种最具有实证特点的人体认识方法在汉魏之后应用渐少。

既然早期经脉的认识方法是实证的，所以古人所诊察到的经脉必然也是实体形态。根据古人的描述，经脉在早期的含义较广，包括解剖与体表触摸与观察到的血脉、部分神经组织；在病理状态下，体表软组织异常改变，也被认为是脉的变化；其他如任脉、督脉，还是其他生理现象与体表结构的观察记录。细致的观察，朴素的经验，带有时代色彩的记述，形成了《内经》中经脉形态理论。

如今看来，古人对经脉的形态认识是似乎是多元的，其实不然。《内经》中记录的形形色色的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类似于管渠状或条系状的结构。在古人的认识中，既然经脉“行血气而营阴阳”（《灵枢·本藏》），必然是管渠状的结构。《内经》中将经脉应于经水，与自然界的河流相比附，亦说明了古人对经脉形态的一般认识。无独有偶，在秦汉文献中，亦将自然界的水流沟渠比作气血筋脉，如“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管子·水地》）”。“夫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论衡·书虚》）”。可见，对脉的形态认识不仅限于医家，已经成为社会一般认识了。然而，为什么以上所述的经脉形态有一些其他组织如神经、软组织等，笔者认为这与古人的解剖水平有关：古人并不能将所有的组织都认识清楚，可能会将一些形态相似的组织认为是脉。

如上分析，先民对人体认识的主要方法是朴素而实证的，这是医学理论形成的基础，同时对观察的直接描述本身就是医学理论的重要部分。澄清此观念，有助于我们正确诠释医学经典并认识经脉的本质，且对今天的经脉研究方法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