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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论书六篇 关于王羲之书论的说明 王羲之除了有书法作品传世外，世上还传有六篇书论。这些书论有这样三各情况：一是可确信为羲之书论，如其《自论书》；二是在初唐时便属“代传”的羲之书论，可以确认其最早出现在六朝时期，但是否为羲之所制却历来有争议，如《题
题
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直，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昔宋翼常作此书，翼是钟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见繇，即潜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每作一点，常隐锋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驽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屈折如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趣骤。翼先来书恶，晋太康中有人于许下破钟繇墓，遂得《笔势论》，翼读之，依此法学书，名遂大振。欲真书及行书，皆依此法。 若欲学草书，又有别法。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仍须棱侧起伏，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须有点处，且作馀字总竟，然后安点，其点须空中遥掷笔作之。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势，但用击石波而已。其击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谓之隼尾波，即钟公《太山铭》及《魏文帝受禅碑》中已有此体。 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予少学 笔势论十二章.并序
书论 夫书，不贵平正安稳。先须用笔，有偃有仰，有欹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鹄头；或如散隶，或近八分；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 欲书先构筋力，然后装束，必注意详雅起发，绵密疏阔相间。每作一点，必须悬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后曳。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杆，或下细如针芒；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作一字，横竖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承。第一须存筋藏锋，灭迹隐端。用尖笔须落锋混成，无使毫露浮怯；举新笔爽爽若神，即不求于点画瑕玷也。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 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强弱不等，则蹉跌不入。 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乃下笔不用急，故须迟。何也?笔是将军，故须迟重。心欲急不宜迟，何也?心是箭锋，箭不欲迟，迟则中物不入。夫字有缓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缓急?至如“乌”字，下手一点，点须急，横直即须迟，欲“乌”之脚急，斯乃取形势也。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若直笔急牵裹，此暂视似书，久味无力。仍须用笔着墨，不过三分，不得深浸，毛弱无力。墨用松节同研，久久不动弥佳矣。
用笔赋 秦、汉、魏至今，隶书其惟钟繇，草有黄绮，张芝。至于用笔神妙不可得而详悉也，夫赋以布诸怀抱，拟形于翰墨也。辞云：何异人之挺发精博，善而含章驰凤，门而兽据浮，碧水而龙骧，滴秋露而垂玉，摇春条而不长，飘飘远逝，浴天池而颉颃，翱翔弄翮，凌轻霄而接行，详其真体，正作高强劲实方圆，穷金石之丽，纤粗尽凝脂之密，藏骨抱筋，含文包质，没没汨汨，若蒙汜之落银钩耀耀晞晞状，扶桑之挂朝日或有飘飖骋巧，其若自然，包罗羽客，总括神仙，季氏韬光类。隐龙而怡情，王乔脱屣欻飞凫，而上征或改变驻笔，破真成草，养德俨如威而不猛，游丝断而还续，龙鸾群而不争；发指冠而眦裂，据纯钩而耿耿。忽瓜割兮互裂，复交结而成族，若长天之阵云，如倒松之卧谷，时滔滔而东注，乍纽山兮暂塞，射雀目以施巧，拔长蛇兮尽力，草草眇眇，或连或绝，如花乱飞，遥空舞雪，时行时止，或卧或蹶，透嵩华兮不高，逾悬壑兮非越，信能经天纬地，毗助王猷耽之玩之功积山丘。吁嗟秀逸，万代嘉休，显允哲人，于今鲜俦，共六合而俱永，与两曜而同流，郁高峰兮偃盖，如万岁兮千秋。 记
天台紫真谓予曰“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刀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言讫,真隐子遂镌石以为陈迹。维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将军王羲之记。 王羲之法书的鉴定
一、《万岁通天帖》（王氏一门法书帖） 帖中的羲之《姨母帖》、《初月帖》，最为人称道。该卷法书集有王氏一门的七人十帖，原为王门后人王方庆所藏，于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进呈，命摹一卷后发还，是唐摹本中记载最为详尽的。帖为双钩廓填，原帖伤残处，用细线钩出，极忠实于原作。因此，二帖堪称“下真迹一等”。以书法论，《姨母帖》略有隶书笔意，人多以为是羲之早年隶法未脱的作品。《初月帖测不同，笔法苍劲雄强，应为晚年所书。 二、《晋右军王素羲书目》之存帖 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曾大力搜求其书迹，“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时人间古本纷然毕集，太宗令魏少师（徵）、虞永兴（世南）、褚河南（遂良）等定其真伪。”褚遂良因此撰《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载在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一书中。据此书目，流传至今的还有《远宦帖》、《丧乱、二谢、得示三帖》、《频有哀祸、孔侍中二帖》、《平安、何如帖》等。为保护原作和广于流传，唐初即盛行以双钩廓填法复制名家法书的副本，上述诸帖又皆为唐摹善本。其中《丧乱、二谢、得示三帖》、《频有哀祸、孔侍中二帖》在唐代即已流传日本。以这两卷流传到日本的王羲之书迹为例，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家启功先生阐明了其为摹本的依据：“《丧乱》、《孔侍中》二卷钩摹较精，连原迹纸上小小的破损处都用细线钩出，可说是很够忠实的了。但也不是没有失误处。其中'迟承’的'承’字，最上一小横笔处断开，看去很像个'詠’字。原因是那小横笔中间可能原纸有缺损处，遂摹成两笔，'迟承’在晋帖中有讲，'迟詠’便没讲了。”这些唐摹王书，是复制出的副本，并非后来意义上的伪作，其流传有绪的递藏过程，更说明它们是有根据的，较为忠实地传摹下了王羲之的书法。 三、《快雪时晴帖》 在传世的王羲之古摹法书中，《快雪时晴帖》是曾经最负盛名者之一。该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并藏于清内府，被乾隆皇帝称为“三希”，即三件稀世的晋人书迹，其实也只是一件古摹本。帖为四行行书，有元赵孟頫明王穉登等人题跋，皆以为真迹。即使善鉴者如明末的张丑，也在他的《清河书画肪》中说：“王百谷（穉登）征君藏逸少《快雪时晴帖》，白麻纸真迹。”入藏清内府后，乾隆帝大加赞赏，并深信不疑，誉为“三希”之一。鉴定该帖为古摹本，依据有这样几方面：其一，该帖虽最早著于唐诸进良《晋有军王羲之书目》中，但在北宋时代已有三本，见于米芾《书史》所记：“右军《快雪时晴帖》云……是真字，数字带行。今世无右军真字帖。未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缝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苏氏有三本，在诸房，一余易得之，一刘径巨济易得，无诸印。”又米芾《宝章待访录》记：“晋右军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右真迹在承务郎吴郡苏激处，集贤校理舜钦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可见，米芾在三本中鉴为真迹的，应有“君倩”题名，及“褚氏”印记。今传《快雪时晴帖》，有题名而无“褚氏”印记，应非米氏鉴为真迹的一本。其二，明詹景凤《玄览编》一书记此帖：“是真迹，纸精带竹，字墨纤毫无损，良是千余年间异物。”如果纸真的是竹质纸，则必是北宋前后的作品，当然不会是真迹了。其三，帖的书法拘滞，极不自然、生动，是辜本的特点。据此，该帖应是摹本，多数人认为是唐摹。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倘能验明纸质带竹，则摹的时代更晚。论摹拓水平，鉴者多认为不如《远宦帖》、《丧乱帖》等。至于此帖真物，当早已不存了。 四、《兰亭序帖》 在王羲之的书迹中，最著名的、又是古今人们看法分歧最大的，当属《兰亭序帖》了。这是王羲之于永和九年，与友人宴集兰亭，为相互唱和诗文所书的一篇序文草稿。传至初唐，唐太宗命人赚取归内府，即萧翼赚《兰亭》的一段故事。后因大宗宝爱，被殉入昭陵。在太宗生前，曾命人摹写数本，传至今天的有所谓冯承素摹本、虞世南摹本、诸遂良摹本等，其实都只是唐摹本，被附会于名家所摹，其中要以冯摹本最见精绝。凡钩摹本，必以传真为首要目的，故书之点画位置、笔法的顿挫使转、墨色的浓淡，以及枯笔破锋、牵丝贼毫，必须一一具备、自然，方谓之善本。相传的冯摹本，实为钩摹精绝，元郭天锡题跋称，此定是冯承素所摹。冯承素是贞观时与赵模等人并称的摹拓法书的高手，郭天锡只不过说是只有冯摹，才能如此精绝，并非确定为冯摹，而明末大收藏家项子京却将“定是”的揣测用词变成了肯定词。因帖的卷首有唐“神龙”半印，又称神龙本。迄今所传各种本的《兰亭序帖》，以此本为最好。 人们所争议的，主要的不在摹本的优劣，而是《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争论的焦点比较地集中于，在王羲之的时代究竟能否有《兰亭序帖》这样纯粹的行书，也就是摆脱了隶书笔意的行书。清末人缨荃孙认为：“正书始于齐梁之间。”那么，正书的行体，也必出现于齐梁之间。持这一看法者，大都以出土的石刻书法为依据，发展到当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仍坚持这种意见。郭沫若以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和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的书迹皆是隶书体为例，肯定地说：“则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由此出发考证，《兰亭序帖》的其文、其书，皆出于后来人的伪托。持肯定态度者，从书法角度分析大致有这样一些看法：一是不同意以碑版书法来证比行草书帖的书法，简札、碑版各有用途，各有其书体。二是出土的晋人简犊，固然多有隶书笔意者，但也有与《兰亭序帖》相类者，且楷、行、草诸体皆备。论书法艺术则《兰亭序帖》高出民间书者许多，王羲之书法所以冠绝古今，正因其书法在书法变革时代的领先地位，与艺术的极富创造性。三是不独《兰亭序帖》流传有绪，且羲之书法还有别的留存可资比较。唐初僧人怀仁尝集王羲之书字，汇刻为《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石今在西安碑林，所集就包括《兰亭序帖》中的字。怀仁所集王羲之书字，当然从其行书帖采用了许多字，虽然经过怀仁的加工，但《圣教序》的行书字风格是基本统一的。初唐距王羲之的时代并不远，怀仁采用的王羲之书帖，尽管无法确证全部为可靠的作品，但其风格的基本统一，则可说明王羲之行书字，应该是与《兰亭序帖》书法大体一致，因之说明了《兰亭序帖》的可靠性。经过古今人们长期的争论，对此尚没有统一的认识，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兰亭序帖》书法的真实性。在法书的鉴定中，没有哪一件古代法书作品曾引起过如此长久、广泛的争议，这对法书鉴定的学习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范例作用。 五、传为王羲之书迹的伪物 1.《雨后帖》。帖为五行草书尺犊，末款“羲之”，铃有“世南”、“贞观”二墨印，又有“志东奇玩”、“四代相印”、“绍兴”小玺及清内府请藏印。所以鉴为伪书，一是此帖不见于古刻丛帖中，又没有元以前的题识、记载。清初吴其贞《书画记》说此帖：“书法有沉重古雅之气，其纸色是墨水所染者，以为伪物。”安歧《墨缘汇观》以为是“唐模”。以书法论，运笔流滑，结构松懈，虽水平不高，但笔法显示出的转折、顿挫自然，是临写，而非钩摹。纸色深褐，颜色呆滞不自然，如吴其贞所言是染旧。二是帖的书纸，经有关专家鉴定，是竹纸，即北宋中期以后才能制造的纸张。三是帖上所铃藏印，细审“世南”、“贞观”两个唐代墨印，都是墨笔画出的；北宋苏辙的“志东奇玩”、“四代相印”，经比较为伪印；只有南宋“绍兴”小玺为真印。综合这几方面的考鉴，该帖的上限约在北宋末期，是以临写的方法伪做出的名人书迹。 2.《临钟繇千字文卷》。这是王羲之书迹中以钩摹方法伪造的一种。卷的标题是“魏大尉钟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勅书”。我们知道，《千字文》据传为梁周兴嗣次韵编成，是钟繇、王浅之之后的事，当然不可能有钟、王的书本了。明人王肯堂跋此帖说：“观此帖者，必有宋版大明律之疑，不知《阁帖》之首，已有章草《千文》，虽未必是汉章帝书，亦可证《千文》不始于梁人矣。”此言是以伪证伪。该卷所书不是通常所说的“干字文”，全篇共108行，970字，但是，很多段落并不能顺读成句。因此，清安歧以为：“其文不克读，盖初未编次，逮后梁武始命周兴嗣次韵耳。”据专门研究《千字文》的天秀先生所撰《千字文综述》一书说：“千文非一，编者互异。”除周兴嗣外，还有萧子范、梁武帝撰《千字文》之说，但却无文献的详细记载。最近又有《“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是真迹》一文，认为该卷千文“是为曹操歌功颂德的铭文，内容真实”，周兴嗣是并以此本为基础改编为后来的《千字文》，以此为主要依据证明该卷书法为真迹。这一看法，颇类清人安歧的解释。应该说，这篇文章对于研究《千字文》的形成，以及帖书文字的有关内容，是极有益的，但并不能证明该卷书法为真迹。相比之下，乾隆皇帝的题跋倒说出了一些有见识的话：“此卷托名钟、王，故掇易其辞句，以别于周兴嗣，盖好事者为之，其用笔结体，绰有内史矩磄，向以为是真迹，谛观之实是双钩本也。然鉴藏印识，历历可数，卷首有瘦金题签，即双钩也当出唐、宋高手，断为下真迹一等不爽耳。”因此，《三希堂法帖》将此帖冠于帖首。细验此书卷，现存宋宣和旧装，除宋徽宗瘦金书签题已佚外，所铃印记皆真，是宋宣和以前物。其书法，诸字笔画不自然，并非一笔写成，显系钩填。又字形大小很不一致，行与行之间亦不贯气，是因为集字而成的关系，经专家比较，有些字出于传为褚遂良所摹《兰亭序帖》，有些字又出于隋智永《千字文》，还有许多字难知其出处。其中，书有“正”、“政”、“旷”等字，而王羲之祖父名正，父名旷，应避家讳，却均未避讳，说明所集字并非采自王羲之书帖，当然该卷书法也决非羲之真迹了。徐邦达先生考证说：“此卷楮纸本，以纸质论，格料在五代以后才大量出现于书帖中。此有宋宣和印记皆真，当然也不会后于北宋晚期。此卷书法虽为钩摹本，然以其集字的杂乱，与有来历的古代摹本自然不同，应是以钩摹法伪造的王羲之书迹。乾隆评为'下真迹一等’，没有有来历的可信真迹为钩摹范本何言'下一等’？” -------------------------------------------------------------------------------- 内容简介： 《书法鉴识》认为书法的艺术性格，是书法家的思想人格所赋予的。书法家以此来表现自我，欣赏者、收藏者则由此得到艺术欣赏的满足。这是书法艺术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以及至今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这本《书法鉴识》对书法艺术的历史与源流、作品的真实与伪劣进行分析、阐述的基础。 -------------------------------------------------------------------------------- 作者简介： 肖燕翼1947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北京四十三中学高中毕业。1973年起供职北京故宫博物院，先后从事古书画保管、研究工作，并于1987年评聘为副研究馆员。自1990年始担任当代古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先生研究工作助手，致力于书画史论、古书画鉴定的学习与研究。曾先后发表《书法简史》、《四王吴恽·画集》《石涛书画全集·叙伦》、《祝光明赝书的 再发现》等著述和论文。 -------------------------------------------------------------------------------- 作者自述： 法书名画的鉴藏与鉴定活动延续到现在，已经掀开了全新的一页。所以有别于以往的情况，略而言之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以往历史中遗留下来的古书画，大部分已归海内外博物馆、文物收藏单位收藏。其中，原清宫内府所藏书画，除损毁、下落不明的部分外，多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分藏，有一小部分分别为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单位收藏，这些博物馆也是收藏古书画最富的一些单位。还有相当数量的古书画，为海内外私家收藏，并不乏著名的作品，当然这远不能与博物馆、文物单位所藏相比。博物馆的收藏，与历史上各王朝内府的收藏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博物馆既是收藏单位，也是研究和对外开放的单位，收藏的目的在于宣传、引导人们学习历史和为促进社会进步服务。法书名画已不复是帝王或权势人家的私家财产和玩物，而是全社会的、或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迄今仍为私人收藏的文物，同样也具有这一全新的性质，并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 其二，正因为古书画大多已被博物馆收藏并具有人类文化遗产的性质，它们不仅被更科学地予以保护、整理和研究，还通过各种方式公诸于世，展览与出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以当代出版业及信息传播媒介的发达，大量的书画遗存已被发表，其中还包括了许多私家的收藏品。印刷技术的发达，不仅使书画作品的传播更为广泛，而印制精良的各类出版物、仿真品，也是传统的钩摹、传拓复制方法所难以比拟的。这些印刷品可供人们观摹、研究，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某些观念，即面对精美的印刷品不太会考虑这些书画作品的经济价值，更多地是着眼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使这些作品向人类文化遗产的本质回归，从而揭示了它们的本质价值，这是以往历史年代中所难以做到的。 其三，所有这些变化，又为当代的书画鉴定研究，提供了比历史上优厚得多的客观条件。最重要的是，书画鉴定必须以大量作品进行比较的这一先决条件，获得了空前的拓宽，有条件时鉴定研究者可以目睹各公私藏品，没有条件时也还有大量出版物可供参考。在鉴定比较中，不仅发现了许多问题，而且切实地解决了许多问题，造就了当代一批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大家熟悉的如徐邦达、启功、谢稚柳、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等诸位专家，都有蜚声海内外的重要研究成果。可以认为，这些书画鉴定界的专家，以其识多见广，鉴识精审，即使置之古代精鉴大家中不仅毫不逊色，且超越了古人所能达到的水平。 历史总是在前进的，当代的书画鉴藏与鉴定，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要进一步做好工作，则需要我们加倍的努力了。本人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中国文物鉴定》系列丛书主编单国强先生所约，撰写了这本有关书法鉴定的书。如实地说，这是一次再学习的机会，在编写过程中，能够较系统地重温和整理自己以往学习中获取的知识，特别是有关法书鉴定的介绍部分，更多地是拾取诸前辈先生的研究成果，经过重新学习、消化后才编缀成文。在这一过程中又颇觉有新的体会和收获，因而也将个人的收获杂述其中。切望有志此道者，在本书所介绍的知识外，从前辈专家们的专著、专论中，汲取他们的精审辨识，指出本书引述或理解、阐发的不当之处，以共同承绪前人之学，促进书画鉴定专门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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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论书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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