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世宜书隶书《开道碑四屏》

吕世宜(1784--1858)，福建厦门人。道光二年(1822年)，吕世宜中举。后在玉屏书院讲学，同时广泛收集商周以来金石、拓本。30岁后攻习隶书、篆书。常兀然危坐，身边置墨汁一升、白纸一捆，信手挥写丢弃，毫不爱惜，而门外求书者越来越多，因而吕世宜的墨迹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书法名声也广为传播。兴泉永道尹周凯赏识其文名，特邀吕世宜参加编纂《厦门志》、《金门志》，并请吕世宜独任总校，书中题签序跋均由吕世宜缮书。著有《爱吾庐笔记》、《爱吾庐文钞》、《古今文字通释》等书。

题识：右汉鄐君开石六刻字，临为念庭大兄同年书家教正，西村弟吕世宜。

态处篆隶间 韵超朴茂外

——吕世宜《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隶书四屏》赏析

在突破宋、元、明以“帖学”为尊进行书法创作的樊笼后，清代书法完成了艰难的蜕变，“碑学”一脉自此兴盛；吕世宜生逢干嘉之后，金石考据之学成为显学之际，与同时代诸多书家一起投入了碑学研究与创作的洪流。

书家对碑学书法的研习以临原碑为正脉，显性表现可以概括为“通变”。“通”是“变”的前提，没有真正的“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变”。吕世宜自然也不例外，《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隶书四屏》（以下简称《开道碑四屏》）即为其“融通”之作的一份典型样本。

《开道碑四屏》落款虽托名为“临作”，实为“创作”，这一称谓肇始于晚明，是时“奇异”风尚统治文坛，为表对“原文内容”的致敬，书家创作后仍自谦的以“临”字定作品名。

吕世宜自言“三十学隶，四十学篆”，“《礼器》、《天发》、《张迁》等临习十遍百遍，秦篆汉隶得心应手”，“年四十以隶名于时，小字大字具得汉人意，必传无疑”。《开道碑》亦为常临之作，且受益匪浅。“吕世宜擅八分书，盖得力于鄐君碑（开道碑）……隶书大字与汉人楮叶莫辩（杨浚语）”。

原刻石以圆笔为主，参篆意，内松外紧，气势饱满，以斜取势，结体奇崛。

《开道碑四屏》既为“创作”，正是表现在“通变”“融通”之上。除已不见原碑中的“以斜取势、结体奇崛”面貌外，吕氏还对笔法、结体、章法等做了特别变化，使之拥有一种既朴茂又典雅的“调和”之美。

字法上将篆、隶、金文甚至楷书合而为一，使得可识可书；用笔方圆结合、刚柔相济，打破了隶书强调“蚕头燕尾”的程序化笔法，风格取“横平竖直”；此种“糅合”笔法很好的规避了拘谨乏趣呆滞刻板的状态。在点画线质上，厚重与瘦劲、雅洁与朴茂融为一体，使线条自然呈现迟涩坚挺，又侧重笔意，毫无荒诞虚空、鲁莽灭裂之气；结体上以谨严质朴为主，又加以巧妙变化，使线条在连续运动中的空间分割出现一种中正之感，将摩崖石刻之古朴拙趣部分转化为工整节制之美；又因字形做了巧妙变化，使左顾右盼更现灵动有致。

《开道碑四屏》是读书人与读书人（上款“同年”挚友陈金城）的对话，是吕世宜几十年法度功力的自然体现，没有丝毫粗俗、浅薄、霸悍、造作之气，达到了一种超越古意的审美趣味。展现出遒健朴茂、宁静平和的格调，是一件开阖有势、气韵生动、纵横有度、丰茂沈雄的书法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