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孟谈儒家养生术: 戒色、养心一个都不能少  

    孔孟谈儒家养生术: 戒色、养心一个都不能少

     

      

     

        阅读提示:男女两xing问题,一般认为,我们祖先对此是讳莫如深的,其实不然。比如说提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孟子,就把这看成是由先天带来的本能,并成为后天需求的大欲。年轻人的xing生活往往因毫无节制而纵欲过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耗损肾精,损害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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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这是一句儒家典语。相者治世,医者救人,治世救人,是儒者的人生追求。因此 儒医 的雅号,就成了儒、医相通的标志了。

    在养生长生术方面,纵览儒家经典或文人笔记,各自所述之法虽多,但综其大要,基本可从饮食、男女、心性、居处以及其他杂法等方面来加以归纳。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儒家亚圣孟子的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食色性也的补充。孟子所说的,指的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之性,也就是本能,是单纯的生理现象;孟子所说的大欲,则于生理现象外,还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后天心理上的强烈需求。这里彼此互补,对于人生两大欲念——饮食、男女的看法,就完全了。

    从孟大儒的话看,儒家对于饮食问题和性问题非但十分重视,并且无所责难。这里,我们不妨先从饮食方面,来考察一下儒家对之是如何看法,并是怎样把它联系到养生中来的。

    《论语·乡党第十》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接着又说: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粮米不嫌精制,鱼肉不嫌细嫩。粮米霉烂变质,鱼肉腐|败发臭不吃。食物颜色不正常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烹调拙劣不吃,不该进食时不吃,不合礼仪规定宰割的不吃,没有调味解秽的酱不吃。席桌上的肉即使很多,但进食的量不超过饭食,只有酒不限量,然而却不能喝醉。市上买来的酒和肉脯不吃。斋食时虽不撤掉姜,却也并不多吃。国家祭祀典礼的肉不放过夜。其他祭祀用的肉也不放过三天,如果放过了三天,就不要再去吃了。

    孔子的这一席话,大概是我国古代有关饮食卫生最早的文献记载了。孔子认为,非但人们饮食的选料要讲究新鲜,并且在烹调上也要来一番斟酌取舍,这是因为饮食选料如果粗恶甚至变质,吃了不仅口感不佳,弄得不好还会引起肠胃疾患,危及身体健康;再之,烹调的食品如果美味可口,可以促进食欲,并不只是一种口福而已。与此同时,定时和好吃的东西不吃过量,也是孔子平时十分注意的。至于沽酒市脯不食,主要是因为市上买来的酒和肉脯不一定清洁卫生,所以不食。

    食不语,寝不言,也是《论语·乡党第十》所载的一则孔子语录。原因是吃饭时讲话,一则不能细嚼慢咽,影响消化,二则有时边吃边说,还会使食物不慎掉进气管。

    然而,在饮食养生上,孔子的脱凡之处还在于能精则精,不能精则安贫乐道,取心境之乐为上。他在《论语·述而篇》中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外,孔子还曾有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说法。无求饱是说不吃得太饱,太饱了肠胃负担过重;无求安是怕太安逸了,四肢就会因过于安逸而处于懈怠状态。

    有关饮食方面的论述,后世儒家虽各有发挥,但基本以孔子所述为集其大成。

    男女两xing问题,一般认为,我们祖先对此是讳莫如深的,其实不然。比如说提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孟子,就把这看成是由先天带来的本能,并成为后天需求的大欲。年轻人的xing生活往往因毫无节制而纵欲过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耗损肾精,损害机体健康。为此孔子指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贪求无厌)。这种三戒的养生之道,按照人生少年、壮年、老年的不同阶段,结合各自血气未定血气方刚血气既衰的生理特征,有针对性地指出戒色、戒斗、戒得的不同养生方法,自然是较为明智的。然而就两xing需求的来说,并不是说少年要戒,中、老年就不要戒了;其他的戒斗、戒得,也莫不是这样。

    比较儒、释、道三家,在对待性的问题上,儒家承认xing生活在人类生活中的合理性,并认为要恰到好处,不要纵欲过头,从而伐性伤生;释家则认为,人类的性几乎是种罪过,非但主张出家人要绝对地退避三舍,不可有近,就是在 家的 居士,对于xing生活也要作很大程度的节制;而道家则认为掌握一定技巧的男子,可以通过一种房中之术来采获女子的阴精,以求长生不死。对于释家的绝欲,儒家颇多吸收借鉴,如朱熹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就很有点这种味道;而对于道家的房中之术,虽然亦有部分儒者信以为真,但持反对态度的却也不在少数。明人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上说,《楚志》称百岁杨,不知何许人,经常往来于太和及荆、襄间。平时,百岁杨带着两个姬妾,以房中术游诸豪贵家,并介绍说:吾贫不能得三姬,得三姬即不死。士大夫仰慕长生的多乐意和他交往,而曹中丞更是尊信得不得了,特意买了一姬赠送百岁杨,可要不了多久,百岁杨竟因房中术失败而导致丧身。接着,曹中丞也惨死在房中术上。为此作者认为:但以御女求长生,则可断其必无。原因是:盖凡人欲动则精流,如蹶张之Nu,孰能御之?己之精不能制而能采人之精乎?强制逆闭,蓄秽蕴热,为疽为肿,其蓄蕴至二三年者,一败则如决渠,死且不旋踵,如谭襄敏、周银台,皆以过人之聪明而游于此,可鉴也。

    心性的修养,也就是有关思想、精神以及情绪上的修养,儒家的观点也颇多可采之处。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心情要求申申如也,对任何事物都抱乐观的态度。但是,这种乐观,或者径说是快乐,又有有益和有损的不同。他在《论语·季氏篇》里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以得到礼的调节为乐,以宣扬别人的好处为乐,以交了不少贤友为乐,那就乐得有益;以骄傲为乐,以游荡忘返为乐,以晏饮荒yin为乐,那就乐得有损害了。

    对于这种心性上的修养,儒家经典《孟子·尽心上》另有这样的阐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里孟子自我介绍说,能够充分扩展善良本心的人,就是懂得人的本性的人。懂得人的本性,就懂得了人的天命。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我用来对待天命的方法。因此不管命短命长,我都将矢志不移,修养身心以等待天命的降临,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方法。《论语·颜渊篇》曾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认为人的一切,包括死生,都是命里安排好了的。对此,孟子显然既有相信的一面,又有不尽全信,充分发挥个人存心养性的主观能动性以事天立命的一面。孟子的这种思想对后世儒者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石信道诸子字训序》说:夫存心养性以与天地参也,则能御六气以游无穷,此人而有乎翼者也。就把孟子的存心养性和庄子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的思想融会到了一起。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是孟子在心性修养上的一大贡献,出处见《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浩然之气和它的培养方法,按照孟子自己的说法,就是其气至大至刚,平时需要用正义去培养它而不加伤害,并且与义和道配合在一起,如果脱离了义和道,那就没有力量了。所以说,浩然之气是由平时正义行为的积累而产生的,并不是靠一时突击的正义行为所能取得的。如果做了有愧于心的事,那么其气就疲软了。毫无疑问,这种浩然之气,既包含了儒家平时所积极倡导的正义之气,同时也包含了人身的真元之气。

    说到心性修养,也就是思想情绪修养的时候,不能不提儒家四书之一《大学》中所说的心广体胖一语。平时,有两个读音,两种解释。一是读作“p€g”肥胖。对于养生来说,肥胖并不意味着是件好事,如果胖过了头,会产生诸如心脏病、高血压之类的疾病。另一个是读作“p€(盘),解释为安泰舒适的样子。有关这句话的字,理应读、解作后一个音、义才对。

    《大学》出于《礼记》。在《礼记·大学》中,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对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胖,安舒也。”“故心无愧怍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儒家认为,有修 养的 君子平时心胸开阔,所以体貌安泰舒展,悠哉游哉。追本穷源,这句话的本意并不一定全落在养生上,可到后来,却一直为谈论养生的人们奉作经典格言。

    孟子和《大学》中的这种养生法,对后世有着很深的影响,以至到了后来,儒生们还悟出了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的警策见解。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二载, 伊川 先生晚年气貌、容色、须发皆胜平昔,门人问他养生方法,他回答说:学之力也。原来对于一般常人来说,难在安贫乐道,如果一生富贵荣达,就看不出积学的功力了。为此,梁章钜感叹:观先生语,则知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但学道者虽养生亦为学道,养生者虽学道亦为养生耳。接着,梁还结合自己十日九疾,生产作业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读书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只坐(因为)气薄的具体健康状况,作出了自今未喜怒哀乐上理会,即病即药,不须外求也的打算。

    与梁章钜《退庵随笔》相去不远的丁国钧《荷香馆琐言》,曾在养生上提出了五难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一难也;喜怒不除,二难也;声色不去,三难也;滋味不去,四难也;神虑精散,五难也。其中有关名利、喜怒、神虑,归结到一点,都是有关思想、情绪上的问题。由此反映,儒家是十分重视精神对身体所起作用的。思想、情绪上的疙瘩如果不能解除,那么养生也就自然成了一句空话。

    对于个人居处,儒家本不看得十分重,因为在居处和个人修养中,后者总是占着主导地位。《论语·雍也篇》载孔子的话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但是,如果居处能够整洁安舒,那就当然更好。《论语·述而篇》说: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孔子平时在家闲居,各方面都弄得舒舒齐齐,并且神情愉悦,常抱乐观态度,所以即使他生活颠沛,一生不得志,却也活到了七十余岁的高龄。为了提高健康水平,对于居处的洁净卫生,也是儒家所留意的。清代朱柏庐《治家格言》是儒者修身齐家的名作,文中他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其实,这种对居处洁净的要求,还可在《礼记》的有关篇章中找到答案: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后来,为了除害灭病的需要,民间还有端午节挂菖蒲剑,焚烧苍术、白芷,用雄黄酒浇洒屋角的习俗。这种习俗,名为除邪,但就其实质来说,确有杀菌防疫作用,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科学的原理。

    西汉的董仲舒在养生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寒暖无失适,饥饱无失平。一个人生活在天地宇宙之间,自然少不了要受四季寒暖的影响,人们如要适应这种气候变化,就不要忘却在衣着上作适度的调节,否则就会招致疾患。寒暖之外,饮食对于养生来说,过于饥和过于饱,都是有碍身体健康的。

    《颜氏家训》是北齐徘徊于释、道之间的专儒颜之推所撰论著。其书卷五曾专辟《养生》一篇,篇中他说,学道教养生法的人多得像牛毛,而学成的人却少得像麟角一样,所以不希望自己的子孙专精于此。而对于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等养生方法,由于能够遂其所禀,不为夭折,所以他自己也一直行之而不止息。

    这里,颜之推的可贵之处是,他虽然无情地摒弃了道家的修炼成仙不死之法,可是对于道家的其他一些行之有效的养生法,却能有选择地为我所用,从而扩大并充实了儒家养生法的内容。书中举例说明,作者曾经生过齿痛,发作时摇动欲落,饮食冷热,皆苦疼痛。后来当他看到《抱朴子》的牢齿之法,就坚持试行每天叩齿三百下,结果要不了几天,齿痛就痊愈了。

    书中,颜之推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养生者必须虑祸的论点,原因是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接着他列举了单豹被饿虎吃掉,嵇康因傲物而受刑,石崇因贪溺而取祸的教训,从而提出要虑祸以达到全身保命的目的。然而颜之推毕竟是个儒者,为此他在提出夫生不可不惜的同时,又认为不可苟惜。不可不惜的是:涉畏险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不可苟惜的是: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生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吝也。由此看来,颜之推养生虽说提倡虑祸,但是为了贯彻行诚孝履仁义的儒家风范,他又积极主张在必要时可以豁出性命而毫不怜惜。

    《苏沈良方》是记载宋代学者苏轼和沈括有关医药论述的一部著作。书中《问养生》一篇指出,当时:吴子的养生心得在于二字。所谓,就是净心,以减少外界对我的you惑;所谓,就是以顺和来适应外事外物的变化。关于的养生原理,书中这样阐述道: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

    南宋理学家朱熹,他介绍自己的养生经验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毋求饱,毋贪味,食必以时,毋耻恶食。总之是,饮食要朴素、简单、定时,不吃得过饱。据说一次朱熹去女儿家里做客,因为去得突然,而女婿又不在家中,于是女儿只得端出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葱汤麦饭来招待父亲。不料朱熹吃后,不但不责备女儿的怠慢,反而兴冲冲地作诗一首道: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

    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可见他不仅懂得饮食养生,同时又是位懂得心理养生的人。

    明朝学者郑瑄在《昨非庵日纂》中,推举自己的养生诀为:人大言,我小语;人多烦,我少记;人悸怖,我不怒。并认为:淡然无为,神气自满,此长生之药。从中可以看出,他受道家无为养生观的影响十分明显。

    清代儒将曾国藩,在养生上也有着他自己的一套,他认为,养生家之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少动八个字来得更好的了。与惩忿相对应,他还主张养生要以少恼怒为本,因为愤怒对人体的危害,本是众所周知的。此外,曾国藩还曾多次介绍自己的养生经验道:其一是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而不用肉汤,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其二是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其三是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其四是劳动精神者,于日入之后,上灯之前小睡片刻,则夜间治事,精神百倍;其五是清心寡欲以养其内,散步习射以劳其外。他在同治十年(1871 八月二十五日 写的一封家书中道:养生无甚可恃之法,其确有益者,曰每夜洗脚,曰饭后千步,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曰射有常时,曰JingZuo有常时。

    由于史籍累累,儒家养生术所触及的范围,从饮食男女、和调四时到情志调节,以至于不同年龄阶层的各自调摄,都曾有所述及。不过,由于千百年来释、道思想对于儒家学者的种种影响,所以在儒家养生术中,有选择地吸收了释、道有关养生的大量方法,这里就不谈了。

                                                                                               摘自 洪丕谟 《三千年中医妙谈》   陕西人民 出版社   2008 6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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