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怎么变成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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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于 : 2019-10-15 19:13   被转藏 : 1       转藏到我的文章库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诞生了影响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儒墨道法兵农等诸子百家,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包容,最大气的时代之一;诞生了中华文学的根基,诗经、楚辞等是中华文学可追溯到的源头;诞生了全新的军事斗争形式,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参与的大规模战争,辅之以各种谋略,奠定了中华军事思想的基础;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英雄时代,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战国四公子、四大名将……有太多名耀千古的君王、名臣和良将留下了绚烂夺目的印记。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阶段,中华文明从蹒跚学步、跌跌撞撞的婴幼儿,成长为剑眉星眸、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

那么,同样是诸侯混战的年代,为什么还要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呢?这就为您做一个通俗的解释,让大家轻松理解这两个阶段的重大区别。

01

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最大变化当属周王室的地位。

春秋时期,各诸侯虽然已经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但表面上还是得听从周天子的安排,因为只有得到他的封赏,才能成为名正言顺的诸侯。而胆子大些的如楚庄王,得到封赏后还要问问九鼎的重量,调戏一下周天子。总的来说,周天子这个时候还是天下共主,各路诸侯也还是“周”大国下的小国。但到了战国,周王室就从原本的吉祥物和橡皮图章彻底变成了路人甲。以前打仗,各国还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拉出周天子当大旗,比如齐国讨伐楚国,理由就是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滤酒的苞茅,结果害得大家没酒喝。到了战国就不一样了,打仗就打仗,关周王室什么事?最多也就是借个道而已。

到了“三家分晋”的时候,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因为是各国臣僚中第一批篡位的,心里发虚,所以去找周威烈王,要求册封自己为诸侯。周威烈王或是惧三国实力不敢不准,或是想分解各国君权力以谋周天子重领天下,总之立即批准。这一批准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相当于给其他国家立了一个标杆——家主造主公的反竟是有理的!几十年后,齐国也依葫芦画瓢,出了个“田氏代齐”事件——姓田的臣子取代姜家人成了齐国的国君,同样也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这个时候的周王室更加衰弱,对谁也没勇气拒绝,只好一概承认。从此以后,王为尊的社会制度被彻底打翻,大家赤膊上阵攻城掠地,也顾不得吃相好不好看了,这也是把“三家分晋”作为春秋和战国时期分界线的重要原因。

(图片来源于网络)


到了周显王四十四年,秦惠文王在一众传统诸侯中第一个称王,其他诸侯也纷纷效仿,连中山国这样的 “野蛮人”的首领也自称为王,周王室已经堕落到夹缝里求生存了。窘迫到什么程度呢?《战国策》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一个韩国的通缉犯躲到周王室,周王室收留了他14天,最后还是心里没底,把他“礼送出境”。韩国后来知道了,派人上门讨说法。周王室回复道:“我知道他是你们的通缉犯,所以把他扣留下来等你们来抓,结果你们迟迟不来。这个通缉犯那么厉害,我们哪里留得住,你们又不派人来抓,我们只好让他走了。”这一波“抖机灵”让人捧腹之余,却也暴露出这个时候周王室是何等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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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是如此虚弱和卑微,周王室当年定下的“周礼”自然就没人理会,其中也包括军事规定。

按照周王室的规矩,不是谁都能参军打仗的。那个时候,各国的人口分成两种:住在城镇里的“国人”和住在乡下的“野人”。其中“国人”属于征服者,有权参政议政;“野人”是被征服者,老老实实种地服苦役就好了。打仗属于光荣的事情,只有高贵的“国人”才能参加。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这个路数跟希腊罗马时期一样,只不过欧洲把这种“上等人”叫做——公民。



正因如此,春秋时期军队的规模都不大。按照《周礼》的规定,一个军12500人,周天子能有6个军,也就是75000人;诸侯最多有3个军,即37500人。春秋中期,晋楚之间的城濮之战,每一方出动的军队规模也就三四万,这已经是两国间决定性的会战了。但到了战国,这么小打小闹已经不足令让各国君主满意了。军队必须扩大,而“国人”数量终究有限,于是大家就把算盘打到了“野人”身上。



(上图为赵国赵简子)


首先突破规则的是赵国的赵简子。当时赵国还只是晋国的赵家,跟其他两个大家族中的行家和范家开战。一家对两家,人手显然是不够的,赵简子就把所有能拿武器的人都凑了起来,并且鼓励他们:“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别说“野人”,连奴隶都用上了。这个迅速扩大军队规模的办法迅速被各国效仿。魏国的李悝变法更是明确建立普遍征兵制度,来取代以前的“国人”参战制度。秦国的商鞅也在变法中借鉴了李悝的先进经验,并引申出军功爵制。




于是,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迅速扩大。大名鼎鼎的秦赵长平之战,被坑杀的赵国军队就有40万,双方参战总兵力更超百万。即便是历史记载有所夸张,但无论如何,那时的军队规模和战争规模一定是比春秋时期有了成倍、乃至成十倍的增长。



军队规模扩大了,打仗的方法也随之改变。周王室的《周礼》对打仗的方法作了规定,包括打仗双方必须约定好时间地点,打仗之前双方都要等对方先把阵势摆好,打仗的时候不能直接针对对方的主帅,赢的一方必须适可而止、不能拼命追杀……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战争更像一个决斗!怪不得史学家钱穆认为,春秋时期是中国“贵族文化”的巅峰时期。



从春秋中后期起,各种战术、策略和谋划陆续出现。大家在打仗中运用了自己的谋略,《孙子兵法》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个时期也偶有遵循“君子之战”的“老实人”,如宋襄公,结果自然是大败而归。



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复杂,也就意味着需要的各种保障越来越多。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变法或改革,随之而来的,是井田制让位于均田制、分封制让位于郡县制、世卿制让位于官僚制……而诸子百家的思想,也在这样一个“大争之世”得以大放异彩!




春秋时期,各诸侯还是以周王为尊,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夺霸权;到了战国,周礼已“礼崩乐坏”,各诸侯凭实力为统一天下而战。正是基于上述变化,战国时代的列国争霸才变得格外激烈和精彩,战国的“战”才得以名副其实。也正是有了如此激烈的碰撞,才让中华文明褪去了孩童时代的迷茫与懵懂,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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