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豫冀晋行记之十八——北响堂石窟（下）

我心飞翔

收藏于 : 2019-05-30 12:41 被转藏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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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冀晋行记之十七 ——北响堂石窟（上）

虎头帮主：
北响堂南洞又称刻经洞，因为此窟内外石壁上刻有佛经，其窟形与北洞中洞不同，内部没有中心塔柱，石窟主室正左右三壁各自开龛，为典型的殿堂式窟室，主室前有廊，甬门左右刻力士像，甬道上亦刻有忍冬纹和联珠纹饰。

北响堂南洞廊室

三壁龛内皆雕一佛二弟子四胁侍七像，正壁主尊结跏跌坐于方形须弥座上，方形平顶上浮雕出莲花藻井。龛室上部外侧雕出的帷幕装饰。

北响堂南洞窟门

南洞主室窟顶及仿布绸石刻帷幔

北响堂石窟破坏极为严重，几乎所有佛像都不存头部，现在见到的一些头像，皆为后世重置，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响堂山的佛像大多完好，日本学者常盘大定1921年考察响堂山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影像都收录于1926年初版的六卷本《支那佛教史迹》一书中，若翻看这些旧照片后对比今日所见景象，我想帮主你的所想所感，一定难以言表罢。

北响堂南洞窗正壁1920年时影像

北响堂南洞窗正壁七尊今日影像

北响堂南洞正壁左胁侍罗汉及菩萨1920年时影像

北响堂南洞正壁左胁弟子及菩萨今日影像

北响堂南洞北壁左胁弟子及菩萨1920年时影像

北响堂南洞北壁左胁弟子及菩萨今日影像

我想你我早过了愤世嫉俗的年纪，佛像颈部的砍凿之痕为时代之痛还是民族之痛等等这类话题，还是让由有能为有气性之辈去探讨，我们还是且只说这些佛像本身如何？！

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改制，追崇汉晋并极力吸收南朝文化，这种风尚在当时佛教造像的艺术上显现，即为著名的“秀骨清像”。

“秀骨清像”本为风行于南朝的一种画风，《历代名画记》中记南朝画家陆探微有云：“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刀锥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北魏中后期的佛教造像汲取了这种南朝名士画风，所雕塑佛像面相清癯，下颌内削，形体瘦细，四肢修长，给人以清秀俊美之感。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龙门交脚弥勒菩萨石像

巩县石窟第一窟北魏胁侍菩萨像

而到了北齐时代，“秀骨清像”已不再风行，响堂山石窟中的雕像面相丰圆，脖粗鼻短，眉梢低垂，体形健壮，肌肉丰满，立像身躯略粗，如上大下小的圆柱状。

正壁左胁菩萨细部

北壁左胁菩萨细部

佛像的面部表情，从威严庄重转向温和安祥，大多佛像嘴角上翘，含露微笑，给人以优雅蔼然之感。衣着简洁流畅，褶纹稀疏，轻薄体贴，先期那种线的造型也已不再突出，对形体自然形态的立体表现开始着重，一些细部尤值得称道，如原位于南洞，现为日本私人所藏的二件佛手，皆简洁概括，但极注意局部的细微变化和动态美感，一件丰腴柔润的肉感，手势静态如真；一件拇指内倾，中指无名指提按什物，食指和小指轻搭其上，手腕转折，尽显动态。

日本私人藏北响堂南洞佛像手部

我入南洞参观时恰逢有一对父女在此间礼佛，石台上放满贡品，父女虔诚叩拜，不好意思在他们眼前晃来荡去，连忙走出窟室，南洞内外石壁刻有多部佛经，难得来一次，乘此机会，实在应该好好地看看。

现时民间礼佛供品

窟外北侧石壁上即为著名的《唐邕写经碑经》，读碑可知，此间经文北齐天统四年始刻，终于武平三年，即公568年至572年，另碑文详细记录刻经目的，为研究北朝末期佛教的重要资料，不但如此，这通石碑还一向为书家所重，是著名的北朝书法碑刻之一，帮主你是书坛圣手书史大家，于此想必了如指掌，旨在求教，我这里姑且囫囵扯谈一二。

南洞外《唐邕写经碑》

自古学书者皆从临摹碑帖入手，所谓碑帖，大致为有文字的刻石和有文字墨迹之帛、纸，本国书体，真、行、草定于两晋，发展巩固于南北朝，后人以为南北朝之际书坛有北碑南帖之说，此时北人盛行刻石、摩崖、造像，墓志等，所以北尊碑；而南人则多在纸张帛绢上书写，故南崇帖。碑石容易保存，所以现在能见到的北碑，远远要多于南帖，不过书家论者一向重视南帖。到了清季，金石学大盛，许多学者转而推崇魏碑，包世臣作《艺舟双楫》极力倡导扬碑抑帖之说，康有为更赞魏碑有“十美”：

    魄力雄强；
    气象浑穆；
    笔法跳跃；
    点画峻厚；
    意态奇逸；
    精神飞动；
    兴趣酣足；
    骨法通达；
    结构天成；
    血肉丰美。

    我始终以为康有为破立论调有其托古改制之目的，这种褒显未免太过，但魏碑包罗甚广，纵观之下，“十美说”不算全是虚辞。

    世人多有人认为魏书为别体，其实正如杨仁恺先生所言，用笔虽有方圆之不同，结体却同出一辙，魏体实乃真书。北魏诸碑其最显著的特征为雄健峻整，粗狂率真，一般刻碑，先要用毛笔蘸朱砂写字于碑石之上，称为书丹，然后再由刻工凿刻，然北朝很多碑刻，往往是刀工直接在石上刻字，即使先有书丹，但刀工镌刻也十分明显，也因为刻笔结合，字体亦如刀斫斧凿，方劲斩截，以《始平公造像记》为例，捺角分明、宽博健允、凝重浑厚、；

刻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之《始平公造像记》拓片

又如《杨大眼造像记》，体势激越、挺阔洒脱、隽永温实。

刻于北魏景明正始（500年-508年）之《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拓片

魏碑体并不是全然豪放犀利的书体，也有婀娜细腻、流畅妍丽之作，如《元倪墓志》，用笔娴熟，不见刀斧气，秀逸舒展，旖旎顺和。

刻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之《元倪墓志》

到了北齐时代，书体多融合了峻拔阳刚与蕴藉妍雅，改侧势为平整，去跌宕起伏而端正疏朗，《唐邕写经碑经》可谓其中代表。

《唐邕写经碑》局部

碑文中明确记载，《唐邕写经碑经》刻于568年572年之间，其书体为真书，略带隶体，结字平正，笔势稳健，方圆兼顾，丰而不肥，细瘦不枯，欧阳辅《集古求真》称此碑：“圆腴遒厚，实导唐人先路。”仔细观察，确实可以看到那些隋唐真书大家的笔意筋骨，可谓北碑中难得的上品。

《唐邕写经碑》局部拓片

我们欣赏书法，往往只能通过拓片书帖，而拓片书帖只是一种原物的一件“表皮”，是一种“替身”，碑文字体的顾盼间隔等灵动的原始气息，拓片书帖上是很难领略到的，按理说碑石较拓片书帖坚固，易于保存，但实际上一些坚硬硕大的石碑往往比有墨迹之字纸更为短命，叶昌炽论刻字碑石有七厄，包括：一，洪水和地震；二，以碑石为建筑材料；三，碑石上涂写；四，磨光表面重刻；五，毁坏异己政见不同者之碑；六，为有人及上级摹拓；七，士大夫鉴赏收集。其中以最后一厄对碑石毁损最为严重，因为藏家及拓者，往往为保证自己的拓片珍稀性而故意凿字破坏原石，这种种厄难还不包括战火和风雨自然造成的损害，故“其幸存天壤者，皆硕果矣，可不宝诸！”，即使一方名碑历经劫难存留至今，但碑面上的字或湮没残蚀或原貌尽失，《唐邕写经碑经》刻于北齐末年，距今超过一千四百年，碑石整体及碑面刻字皆保存极好，实在至为宝贵！

《唐邕写经碑》之一

更让人震惊的是，甬道及里外多面石壁上，通体上下，刻满了这样的文字！

南洞刻经廊室

直面相对，为这些精美的书体吸引的同时，时间的沟壑瞬间消失，仿佛能听到千百年前那响彻山谷的金石刻凿之声。

南洞前廊刻经壁面

这些刻字为《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孛经》、《胜鬘经》诸佛经的一部分，其书体各不相同。

南洞前廊之《佛说维摩诘经》

在下总觉得若没有几年的临碑经验，是极难体悟和欣赏书法之美的，也不可能周彻地论说书道，不过区区自己除了能把字写得很黑之外，一无所长，关老爷面前耍舞修脚刀，实在是很可笑的事，所以这里也就不再与帮主你老人家聒噪书道，讲讲唐邕及其刻经之目的后，此信该作了断了。

《唐邕写经碑》细部之二

《北史》记唐邕，字道和，太原晋阳人也。其性识明敏，一生历经五朝，在齐一代，官居显位，文宣帝高洋认为唐邕一人可当千人，一天内曾六度赐物。其人笃信佛教，广施财物，倾力支持开窟刻经。探其究竟，无非是为了用这些刻经以备法灭，按《写经碑》记载：“眷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这段话的意思大致为帛绢竹简纸张不容易保存，金册又稀少难求，所以在山崖石壁上刻经，希望佛法借此永留不绝，这实为佛教末法思想的一种体现。

    北朝时期佛教信仰者中盛行“末法”之说，即佛祖佛涅槃一千五百年后，魔邪兴盛，破塔毁寺，杀害僧迦，当时连年战争、动乱不定，黎民生死是累，难重苦深。另外在446年，北魏太武帝颁布诏书，灭佛前后长达七年，以至于“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所以世人对于“末法时代”是深信不疑的，故而处处流露出相关思想，如

    北凉石塔436年程段儿发愿文有云：
    “……程段儿自惟薄福，生值末世，不观佛典，自竭为父母台家立此石塔形像，愿以此福，成无上道……”

    云冈十一窟太和七年(483年)造像记云：：
    “……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性因不积，生在末代，甘寝昏境，靡由自觉，微善所钟……”

    北魏永安三年(530年) 敦煌写经《佛说仁王般若经》尾题有云：
    “……东阳王元荣生在末劫，无常难保，百年之期，一报极果……”

    大谷大学所藏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宝梁经》卷上比丘惠恺题记：
    “……比丘惠恺，自惟薄福，生罹运末，前不及释迦九会，后不经弥勒三唱，于中苦切，何时当往……”

    唐邕生活的时代，正是北朝末年，根据佛典指示，又结合时代经验，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唐邕，深信自己身处的现世就是“末世”，在响堂山等地施资刻经，当然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