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序文
梁·锺嵘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陶乎予心。”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尔後陵迟衰微，迄於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於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於闾里，均之於谈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後，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於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纟玄，亦何取於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郲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钟嵘《诗品序》译文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
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
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
至于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是四季的节令气候给人的感触表现在诗歌里的。好的集会寄诗来寓托亲情，离开群体依托诗来表达怨恨。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妾媵辞别宫廷，有的尸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飞去的蓬蒿；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卫，战斗的气氛雄起于边地；在边关的客子衣裳单薄，闺中寡居的妇女眼泪哭尽；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辞官离朝，一离去就忘掉回来；女子有扬起娥眉，入宫受宠，再次顾盼（姿色动人），倾国倾城：所有这种种（情景），感动心灵，不作诗用什么来舒展它的情义？不用长篇的歌咏用什么来畅抒它的情怀？所以（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恨。”使得穷贱的人容易安心，隐居避世的人没有苦闷的，（要想如此）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所以诗人作者，没有不爱好（作诗）的。现在的士子俗人，（作诗）这种风气是很炽烈了。刚刚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开始学习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写诗奔忙。因此平庸的声音，杂乱的体裁（的“诗”），（却）人人自认为容貌可人。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诗）文采不如人为耻辱，夜以继日地点缀文辞，吟哦词句，独自观赏，自认为精妙绝伦，众人观看，终究沦落为驽钝平常。其次有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旧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其诗格调高古），谢脁今古无人可比（其诗雄视千古）。可是效法鲍照，终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脁，（只能）低劣地学到“黄鸟度青枝”。徒然自己被高明抛弃，与文人一流毫无关涉了。
观察王公和士大夫之流，每每在广谈博论之余，何尝不借诗作谈话形式，随着他们的爱好，商讨不同意见。像淄水和渑水一起泛滥混合，像紫色和红色互相混杂改变，各种意见竞相喧哗争论，无法用正确的标准分清辨别。近来彭城人刘绘，是高明的（诗歌）鉴赏家，嫌恨诗界的混乱，要作当代的《诗品》，口里说出了（许多对诗歌的）品评，（只是）他的著作没有完成，（虽然如此）也是有感而作的呀。从前班固论人，分为九等，刘歆评论士人作者，分为《七略》，依循名称以考究事实，确实有许多是不恰当的。至于写诗的技巧（的高下），明显是可以知晓的，按类来推求，大概同评论赌博下棋的胜负（那样可以明白知晓）。当今皇上，禀赋有生而知之的上等才能，体验有丰富深沉的文思，文辞与日月同辉，学识能探究自然和人世之间的关系。从前在与贵族子弟交游时，已是称职的首领。何况（现今）已经占有宇内八方，天下响应者像从风而伏、云气腾涌，怀抱珠玉之才的，摩肩接踵而来。本来下视汉魏（之作）而不屑一顾，气吞晋宋（篇什）于胸中，确实不是农民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敢于加以品评的。我现在记录的，近乎是在街闾里巷中交流谈论，等于是谈笑而已。
在一品之中，约略依照时代先后排列，不按照优劣次序来作评论解释。再者那人已经去逝，他的诗能够论定。现在的品评，不存录在世的人。连缀词句，排比事实，是只作通常的谈论。至于像那筹划国事的文书，应该凭借广博引用古事（以成其典雅庄重）；叙述德行的驳议奏疏，应该尽量称引以往的功业。至于吟咏诗歌抒发性情，又何必看重运用典故？“思君如流水”，就是就眼前所见而想；“高台多悲风”，也只是即目所见的情景；“清晨登陇首”，没有典故；“明月照积雪”，岂是出于经书史籍？观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凑假借古人词句，而都是由于直接抒写。颜延之、谢庄的诗，用典更是繁多细密，在那时（诗风）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刘宋）大明、泰始中间，诗文大几同于抄书。近来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辞（本身）的奇特，（只是）争着运用无人用过的典故。从那时以来的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遂使句子里没有不用典故的话，话语中没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补缀，损害诗文已经很厉害了。可是诗歌写得天工自然没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这样的人。文辞既然失去高明，就只会增加典故，虽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现学问，也是一种理由吧！
陆机的《文赋》，通达而没有褒贬；李充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王微的《鸿宝》，细密而没有裁断；颜延之的论文，精细而难以读懂；挚虞的《文章志》，详细而广博丰富，很可以说是知音之言了。观这几家（的论著），都是就诗歌体裁来谈，不显示优劣。至于谢灵运收诗成集，碰到诗总是收录；张隲《文士传》，碰到文章就书写下来。诸位英俊记录的书，用意都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别等级。我现在所记录的，只限于五言诗，虽是这样，包括古今作者，（他们的）作品大都收集殆尽，轻率地要辨明清浊，指出优劣好坏，共计一百二十人。列入这个流派中的人（按，指列入《诗品》中的人），就称为才子。至于这三品的升或降，大抵不是定论，将来要提出变置裁断，请寄托给懂诗的人吧。
从前曹植、刘桢当是文章中的圣人，陆机、谢灵运体会效法前二人的才华，研究考虑得精细深远，在千百年中，却没有听说（诗歌）声调的分辨，四声的议论。有的说前人（只是）偶然没有看见，难道是这样的吗？（我们）试着讲讲它：古时说的诗或颂，都配上音乐，所以不调节宫、商、角、徵、吕的五音就无从谐合。像“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是最好的韵律。所以“三祖”（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的歌词，文辞有的还不工致，但韵律可以歌唱，这是注重音韵的意思，与世人讲的声调不同。现在的诗既不配合音乐，又何必采用声调呢？齐代有王融，曾经对我说：“声调跟天地一起产生，从古以来的诗人不懂得它，只有颜延之才说到韵律声调的谐和，而他的说法实际上是大错；只见范晔、谢庄很懂得它罢了。曾经要作《知音论》，没有写完。”王融最先开创，谢脁、沈约推波助澜，三位是贵族的子孙，年轻时就有作文辩论的才能。因此文士们仰慕（他们），务求（作诗运用韵律）精细严密，繁冗细微，专心一意，竞相超越，所以使得文辞多所拘谨忌讳，伤害了它的真实和美丽。我说诗歌体制，本来应该吟诵，不可滞涩，只要音调清浊相间，贯通流畅，念起来谐调流利，这就够了。至于分平上去入，那我苦于不会；（至于）蜂腰鹤膝的毛病，里巷（歌谣）就已经能够避免了。
陈思王曹植有赠弟的《赠白马王彪诗》，王粲有《七哀诗》，刘桢有“思友”的《赠徐干诗》，阮籍有《咏怀诗》，苏武有“双凫俱北飞”句的《别李陵诗》，嵇康有“双鸾匿景曜”句的《赠秀才入军诗》，张华有咏“寒夕”的《杂诗》，何晏有咏“衣单”的诗，潘岳在咏“倦暑”的诗，张协有咏“苦雨”的《杂诗》，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陆机有《拟古诗》，刘琨有“感乱”的《扶风歌》，郭璞有“咏仙”的《游仙诗》，王微有咏“风月”的诗，谢灵运有咏“山泉”的诗，谢混有咏“离宴”的诗，鲍照有咏“戍边”的诗，左思有《咏史诗》，颜延之有《北使洛诗》，陶渊明有《咏贫士诗》，谢惠连有《捣衣诗》，这都是五言诗中的精警的。所以说是诗歌中的“珠泽”，文采中的“邓林”啊。
《诗品》原文
◎卷上
◇古诗
其体源出於《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氾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汉都尉李陵
其源出於《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汉婕妤班姬
其源出於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
◇魏陈思王植
其源出於《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馀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於廊庑之间矣。
◇魏文学刘桢
其源出於《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
◇魏侍中王粲
其源出於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馀。
◇晋步兵阮籍
其源出於《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於《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晋平原相陆机
其源出於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
◇晋黄门郎潘岳
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於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晋黄门郎张协
其源出於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调采葱菁，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晋记室左思
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於陆机，而深於潘岳。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
其源出於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於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於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兒”。
◎卷中
◇汉上计秦嘉 嘉妻徐淑
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於《团扇》矣。
◇魏文帝
其源出於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钅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
◇晋中散嵇康
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讬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
◇晋司空张华
其源出於王粲。其体华艳，兴讬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兒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矣。
◇魏尚书何晏 晋冯翊守孙楚 晋著作王赞 晋司徒掾张翰 晋中书令潘尼
平叔鸿鹄之篇，风规见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长朔风之後，虽有累札，良亦无闻。季鹰黄华之唱，正叔绿之章，虽不具美，而文彩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凰一毛。事同驳圣，宜居中品。
◇魏侍中应璩
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至於“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
◇晋清河守陆云 晋侍中石崇 晋襄城太守曹摅 晋朗陵公何劭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於其哲昆，故称二陆。季伦、颜远，并有英篇。笃而论之，朗陵为最。
◇晋太尉刘琨 晋中郎卢谌
其源出於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晋弘农太守郭璞
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而云：“柰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晋吏部郎袁宏
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
◇晋处士郭泰机 晋常侍顾恺之 宋谢世基 宋参军顾迈 宋参军戴凯
泰机寒女之制，孤怨宜恨。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世基横海，顾迈鸿飞。戴凯人实贫羸，而才章富健。观此五子，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
◇宋徵士陶潜
其源出於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
其源出於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於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谢瞻 宋仆射谢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徵君王微 宋征虏将军王僧达
其源出於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课其实录，则豫章仆射，宜分庭抗礼。徵君、太尉，可讬乘後车。征虏卓卓，殆欲度骅骝前。
◇宋法曹参军谢惠连
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後在永嘉西堂，霞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
◇宋参军鲍照
其源出於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於谢混，驱迈疾於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齐吏部谢朓
其源出於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至为後进士子之所嗟慕。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
◇齐光禄江淹
文通诗体总杂，善於摹拟，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谢朓。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後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
◇梁卫将军范云 梁中书郎邱迟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邱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
彦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禄沈约
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於经纶，而长於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於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於范，意浅於江也。
◎卷下
◇汉令史班固 汉孝廉郦炎 汉上计赵壹
孟坚才流，而老於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文胜讬咏灵芝，怀寄不浅。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称三祖。
◇魏白马王彪 魏文学徐幹
白马与陈思答赠，伟长与公幹往复，虽曰“以莛叩钟”，亦能闲雅矣。
◇魏仓曹属阮瑀 晋顿邱太守欧阳建 晋文学应璩 晋中书令嵇含 晋河南太守阮偘 晋侍中嵇绍 晋黄门枣据
元瑜、坚石七君诗，并平典，不失古体。大检似，而二嵇微优矣。
◇晋中书张载 晋司隶傅玄 晋太仆傅咸 晋侍中缪袭 晋散骑常侍夏侯湛
孟阳诗，乃远惭厥弟，而近超两傅。长、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虽曰後进，见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尔。
◇晋骠骑王济 晋征南将军杜预 晋廷尉孙绰 晋徵士许询
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
◇晋徵士戴逵 晋东阳太守殷仲文
安道诗虽嫩弱，有清上之句，裁长补短，袁彦伯之亚乎？逵子颙，亦有一时之誉。晋、宋之际，殆无诗乎！义熙中，以谢益寿、殷仲文为华绮之冠，殷不竞矣。
◇宋尚书令傅亮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美。
◇宋记室何长瑜 羊曜璠 宋詹事范晔
才难，信矣！以康乐与羊、何若此，而□令辞，殆不足奇。乃不称其才，亦为鲜举矣。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铄 宋建平王宏
孝武诗，雕文织綵，过为精密，为二藩希慕，见称轻巧矣。
◇宋光禄谢庄
希逸诗，气候清雅，不逮於范、袁。然兴属閒长，良无鄙促也。
◇宋御史苏宝生 宋中书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令任昙绪 宋越骑戴兴
苏、陵、任、戴，并著篇章，亦为搢绅之所嗟咏。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监典事区惠恭
惠恭本胡人，为颜师伯幹。颜为诗笔，辄偷定之。後造《独乐赋》，语侵给主，被斥。及大将军修北第，差充作长。时谢惠连兼记室参军，惠恭时往共安陵嘲调。末作《双枕诗》以示谢。谢曰：“君诚能，恐人未重。且可以为谢法曹造。”遗大将军。见之赏叹，以锦二端赐谢。谢辞曰：“此诗，公作长所制，请以锦赐之。”
◇齐惠休上人 齐道猷上人 齐释宝月
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庾、帛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赉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
◇齐高帝 齐征北将军张永 齐太尉王文宪
齐高帝诗，词藻意深，无所云少。张景云虽谢文体，颇有古意。至如王师文宪，既经国图远，或忽是雕虫。
◇齐黄门谢超宗 齐浔阳太守丘灵鞠 齐给事中郎刘祥 齐司徒长史檀超齐正员郎锺宪齐
◇诸暨令颜则 齐秀才顾则心
檀氾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尝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惟此诸人，傅颜氾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最荷家声。”
◇齐参军毛伯成 齐朝请吴迈远 齐朝请许瑶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怅。吴善於风人答赠。许长於短句咏物。汤休谓远云：“我诗可为汝诗父。”以访谢光禄，云：“不然尔，汤可为庶兄。”
◇齐鲍令晖 齐韩兰英
令晖歌诗，往往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原淫矣。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使二媛生於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
◇齐司徒长史张融 齐詹事孔稚珪
思光纡缓诞放，纵有乖文体，然亦捷疾丰饶，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溪，而文为雕饰，青於蓝矣。
◇齐宁朔将军王融 齐中庶子刘绘
元长、士章，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於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
◇齐仆射江祏
诗猗猗清润，弟祀明靡可怀。
◇齐记室王巾 齐绥远太守卞彬 齐端溪令卞录
王巾、二卞诗，并爱奇崭绝。慕袁彦伯之风。虽不宏绰，而文体剿净，去平美远矣。
◇齐诸暨令袁嘏
嘏诗平平耳，多自谓能。尝语徐太尉云：“我诗有生气，须人捉著。不尔，便飞去。”
◇齐雍州刺史张欣泰 梁中书郎范缜
欣泰、子真，并希古胜文，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陆厥
观厥文纬，具识丈夫之情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 梁建阳令江洪
子阳诗奇句清拔，谢朓常嗟颂之。洪虽无多，亦能自迥出。
◇梁步兵鲍行卿 梁晋陵令孙察
行卿少年，甚擅风谣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赏至到耳。
浅析钟嵘《诗品序》中的“自然英旨”观
穆树红
| 钟嵘的《诗品》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又一部重要的著作，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被后人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他在《诗品序》中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他提出的这种“自然英旨”观是独特的。
关于“自然英旨”，研究者或忽略不注，如陈延杰注《诗品注》、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中指出：“‘英旨’译为‘精美的思想。’”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认为“‘自然英旨’，都是精美的意思”。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自然英旨’，天然美好。”
关于“自然”，其解释固无异议，但对“英旨”，我理解为“旨”，《说文解字》中说：“美也，”从“旨”之字，多含味之义。《诗经·小雅·鹿鸣》曰：“我有嘉肴，以宴乐嘉宾之心。”《礼记·学记》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旨”即美味之义。故“自然英旨”应释为“自然而又美好的滋味”。
钟嵘《诗品序》中“自然英旨”的内涵，我的理解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歌创造是作家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用典”、讲究“声病”之风。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自然英旨”，是讲求自然美，真美，这种思想贯穿钟嵘《诗品》始终。这一思想是与他的感情论密切相关的，即诗歌创作应是作家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要求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自然本色，反对刻意雕琢的藻饰之美。钟嵘对当时诗坛“用事”的批判，主要是指出了创作的“拘挛补衲”、“弥见拘束”的“蠹文”弊端，这正是其“自然英旨”说的题中之义。这种意义的“自然英旨”，钟嵘又称之为“真美”。
“真美”的提出，其实质反对的是那种“伤其真美”的八病等的矫揉造作，而对诗歌的自然的音节美，并不排斥。《诗品序》中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先秦两汉论诗，重在“言志”。《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庄子·天下》中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中说：“《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文解字》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孔颖达《正义》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钟嵘《诗品序》告诉我们的是诗歌抒发的情感必须是一种真实的情感，是诗人内心的一种不可抑制的情绪冲动，而不是堆砌词藻，不是无病呻吟。他还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他明确指出：诗歌以真实情感为主，不是以用典为贵。创作的目的是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而滥用典故则会妨害真实感情的表达，他认为诗人只要把自己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如实地表现出来，就能取得好的艺术效果。
钟嵘在《诗品序》中评颜延之时曾引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他对许多诗人受时代风气影响，追求文辞藻饰之美，而忽视自然之美，是很不满意的。他评张华诗云：“其体华艳，兴托不寄。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又评陆机诗云：“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谢灵运诗中有许多清新自然的生动描写，例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石壁静舍还湖中作》）等。钟嵘对谢灵运这样具有自然清新特点的诗歌创作，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也批评其过于繁富、细密的缺点。
二、诗歌当以“直寻”为创作方法，诗之声韵应符合自然。
钟嵘认为诗歌要达到“自然英旨”，当由“直寻”得之。《诗品序》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是指心感于物，情蕴于中，一旦发之，借具体可感之形象表现出来，而无须补假。齐梁诗“补假”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用事，即用典故。陈注云：直寻只适宜于叙事写景之诗，而不适合抒情诗。试观《古诗十九首》，其中用典极少，而“怊怅切情”，为五言之冠冕。夫抒情诗歌之佳者，多借景语发之，写景之中，自然含情，则其情易为读者感知。如李太白的《静夜思》只四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一腔浓烈的怀乡之情只借具体可感的月光而发之，却感人至深，成为千古绝唱。
再以陶渊明的《饮酒》诗其五为例，诗中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此为名作，只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将诗人闲远淡泊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诗贵景中含情，其次方为借典言情，前者多需才性，后者多需学问，前者难具而后者易得。“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用典固然可增加诗歌的文化底蕴，使语言凝练具有张力。钟嵘云：“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说：“他认为诗歌不同，诗歌既是吟咏情性，就不应用典。”这显然不是钟嵘之本意，但云不以用事为贵而已，何尝言不应用典，用典自有其益处，但以不落痕迹为高，无隔诗意为上，若用典而至于诗意窒塞，又何必用典？故用典不可僻，不可多，僻则意晦，多则意杂，意晦则读者不知所云；意杂则读者惟见典故杂陈，莫知作者意之所在。而齐梁诗多有犯此两病者，钟嵘则专门针对诗歌中滥用典故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诗品序》中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这些评语不可谓不激烈。他评颜延之诗云：“其源出於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於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颜延之是元嘉时与大谢齐名的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而钟嵘列之于中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颜诗有多用事之病，且其风相扇，大误诗坛。
三、诗歌创作应是“自然美”与“文采”兼备。
钟嵘追求自然真美，却并不否定文采。随着魏晋文的自觉，诗人对诗歌语言逐渐重视。《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都是指诗歌语言应华丽。关于“绮靡”的解释，黄侃说：“绮，文也；靡，细也，微也。”此说较通。绮指遣辞之美丽，靡指描摹之细致。这是符合魏晋六朝诗坛状况的。钟嵘认为诗歌之辞应华丽，描写要细致，但亦须把握好度，不及与过之都会影响诗意的表达。
钟嵘在诗歌创造上主张“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质’与‘文’；‘风力’与‘丹采’；‘骨气奇高’与‘词采华茂’，为互相对立、排斥之美学范畴，两者融合，对立统一是为钟嵘最高之美学理想。”《诗品》最为推崇的诗人是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黻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上·魏陈思王植诗》）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评语实际代表了钟嵘最高的诗歌理想。既讲究“词采华茂”，又强调“体被文质”，体现了钟嵘的“自然”论文学观，正是从自然美这一理论出发，钟嵘将被后世尊为最得“自然”之精髓的陶渊明置于中品，陶诗多平淡自然，质补无文，宋代以后诗学论“自然”多推陶渊明，但钟嵘崇尚“自然”的同时不废“文采”，从这个角度出发，“文体省静”、“风华清靡”的陶诗显然无法列入上品。
诗必须以真美为主，舍去真美而空谈丽辞，乍观之眩人耳目，味之则索然无味，久之必腻而生厌。只有将“自然美”与“文采”兼备，才能达到“自然英旨”。所以《诗品》也丝毫不曾轻视辞藻修饰，其评语言及“华美”等甚多，对一些辞藻枯槁的作品，钟嵘明显地持否定态度。如《诗品序》：“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评曹丕诗中说：“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诗品》的审美理想是“自然英旨”。要达到“自然英旨”，就要求诗歌抒发真情，“风力”与“丹彩”兼备，以“直寻”为创作方法，并合乎自然之声韵，使诗歌呈现出清奇的风貌。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8.
［3］钟嵘.陈延杰注.诗品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陈元胜.诗品辨读［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原载： 《考试周刊》 2009年第17期 |
中国最早的诗歌评论专著——钟嵘·《诗品》
【内容简介及特点】
《诗品》原名《诗评》，是南北朝时梁代文学批评家钟嵘所著的一部名作。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部杰出的文学批评名著。《诗品》把自己的评论对象只限于诗歌，而且是限于五言诗。但是，它在诗歌理论批评方面作出的贡献却是重大而卓越的。它初步地建立起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体系，提出了许多有关诗歌的精辟见解。《诗品》第一次把“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说法应用于诗歌批评，并在全书序中提出了有关诗的本质及批评原则的看法。作为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史和诗歌发展史上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自唐宋以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并被称为“诗语之源”。
《诗品》
钟嵘针对当时诗歌衰微，形式主义严重，一味讲究用典故和拘泥于声律而忽视内容状况，写成此书。《诗品》全书共三卷，专论五言诗起源、发展和不同流派。作者对从汉至齐梁的122个诗人分别作了评论，分为上中下三品，故名为《诗品》。每品之中，以时代先后排列，每个诗人都作简要介绍，论其作品的特点及前言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诗品》是汉代《毛诗序》之后第一部侧重探讨诗的审美特征的重要著作。它的美学思想，集中见于该书的序文。汉代论诗主张言“志”，强调诗与政治教化相关的讽谕、美刺的作用；《诗品》则着重于言“情”，强调抒写吟咏自然风物和人世的悲欢离合所引起的各种“感荡心灵”的情思，重视诗的“群”与“怨”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表达对人生感怀眷恋的情意，极少带有儒学传统诗论的政治意味。《诗品》的理论显然同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的看法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诗品》不取雕饰的华丽之美，而强调“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真美”，即天然之美，反对典故的堆砌和刻板地讲求声律，并且认为诗要具有含蓄不尽的“滋味”,做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诗品》还对汉代提出的“赋”、“比”、“兴”分别作了具体解释，并且提出了处理“兴”、“比”、“赋”相互关系的方法。它用“文已尽而意有余”来解释“兴”，认为“专用比兴，患在意深”，“但用赋体，患在意浮”，要求诗所寄寓的思想感情与“赋”所表达的形象性达到和谐统一。这些都是前人未曾有过的独到见解。
【理论成就及影响】
钟嵘的《诗品》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品》关于诗歌理论的深刻性和完整性，在齐梁以前，是无与伦比的，就是在隋唐以后，也比较少见。清代《四库提要》评价《诗品》时说，此书“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称《诗品》为“诗话之源”。清代刘师培曾说：“刘氏《文心雕龙》，集论文之大成；钟氏《诗品》集论诗大成”。《诗品》不同于《文心雕龙》的“笼罩群言”“，体大而必周”。它把自己的评论对象只限于诗歌，而且是限于五言诗。所谓“嵘今所录，止于五言”。钟嵘比较系统、深入地评价了五言诗的作家和作品，并初步地建立起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体系，提出了许多有关诗歌的精辟见解。对五言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钟嵘认为在文学作品形式中，最具有表现力的应该是诗歌。他说“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其对五言诗发展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五言诗诗体形式有超越前人的认识
东汉以后，五言诗虽然在诗人创作中实际上逐渐取代了四言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在认识上仍然把四言诗视为正统而不承认文学形式发展演变的趋势。这种情况，连一些有卓越见识的人有时也不能避免。如是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古诗率以四言之体，五言于俳谐倡乐多用文，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种以四言为“雅音”、“正体”，五言为“流调、”“非音之王”的观点，显然是一种保守的传统文学观念的表现，是不符合文学的发展趋势的。直到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尽管他在创作实践上主要还是写的五、七言诗。但他在理论上对四言、五言诗歌形式的看法，却接近挚虞和刘勰的观点。在他的《本事诗》中“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声调俳优哉”表达了对五言诗歌形式的否定态度。
钟嵘在《诗品序》里说：“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支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这里明确地肯定五言诗的形式具有四言诗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他实际上是看到了由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四言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他肯定了诗人普遍地采用五言形式。并认为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这个看法显然是更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因此对五言诗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五言诗的发展过程
钟嵘在《诗品序》的开头就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史。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两个源头。《诗经》是以四言为主的古诗，但《国风》中己夹杂着有一些五言诗句，像《召南·行露》，己有半章全是五言句式，到于《楚辞·渔父》所载的《沧浪歌》，除了语助词外全是五言。《诗品序》说“：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钟嵘认为五言诗起源于秦、汉以前的民歌。那么文人五言诗到底是什么时候起始的？钟嵘认为古诗年代久远，其写作时间很难确切地考察出来，从其诗体和风格来辨识，大体上可推断是汉代作品。而不是同代末年所能写出来的。这和刘勰的意见是一致的。但钟嵘认为李陵是第一个写五言诗的作者是错误的。现存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应以班固的《咏史诗》为第一首。
钟嵘在总结和清理魏晋六朝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中，认定建安、太康、元嘉三个时代的诗作是诗歌史上的清流，是五言诗发展史上的正宗。建安时代以曹植、刘桢、王粲为代表；太康时代以陆机、潘岳、张协为代表；元嘉时代以谢灵运、颜延之为代表。钟嵘认为这八位作家都是以文词名于世的诗人，他们的诗作是五言诗的冠冕，代表了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在评述各个时代五言诗的成就时，既重视抒情性又重视艺术的表现力；他既重视风力、又重视丹彩结合的观点来总结五言诗的发展过程。
第三、对五言诗史的评论，也是针对当时情况出发的
前己说明，六朝时代，是文学昌盛的时代。当时又是“文”重于“笔”，诗歌创作特别受到重视。齐梁间，沈约与任昉齐名，沈约会作诗，任昉因诗名不及沈约，终身以此为耻辱。社会风尚如此，影响所及，不但文人学士，以写诗为风雅；少年学子，以学诗为起步；就是王公贵族，也以论诗为时髦。但是，他们对诗的看法不正确的，他们宗奉鲍照和谢眺，蔑视建安以来的好传统。眼界比较狭窄，艺术的好尚有局限，鉴赏水平也不高。钟嵘对五言诗史的评述突出齐梁以前三个时期的诗作，特别是宗奉建安，推崇曹植和刘桢的诗作，以此来开扩人们的眼界，全面地认识五言诗的好传统，从而不被浅薄之徒的观点所左右。
他“网罗古今，词文殆集”，用力很勤，把古今文人的五言诗作，搜集齐备，加以整理，加以辨析，剔去虚杂，存其精英。在总结五言诗发展的基础上，对入品的一百二余位诗人，逐个进行品评，写出了灿溢古今的诗论名著。
[作者简介]
钟嵘，字仲伟(约公元480年——552年)，南北朝时南朝梁代人，祖籍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县)，齐代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著作有五言诗评论专著——《诗品》，是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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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诗品》应当重新作注（上）
——兼论陈延杰《诗品注》
王发国 陈晓超
| 梁代钟嵘《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论诗专著。自其问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间，习读研讨者，代不乏人，硕果累累。1927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陈延杰所著《诗品注》，就是民国以来最早的一部《诗品》全注本。它以明刻《逮津秘书》本为底本， 分正文注释和附录诗作两部分。注释仿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体例，旁稽博考，泛征广引，以补原 作之所不及，非只释文而已。附录部分，以代为次，著录《诗品》所评诗家代表诗作，略资品藻和检索。台湾省学者王叔 岷教授《钟嵘诗品笺证稿》《小序》以为陈氏附录诗作的编排方法“其意甚善”，并在《笺证稿》的《附录》里加以仿效。 但是，陈氏《诗品注》又是一部“错误甚多”之作。 因此，它出版不久，即理所当然地受到同行学者的严厉批评。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发凡》（作于1928年）之末以双行 小字言：
此笺（按指《诗品笺》）成后，编入隅楼丛书，迁延未刻。近游沪渎，得江宁陈延杰《诗品注》，意有善言，可以相益。及取 读之，乃大失望。按：《魏志》《陈思王传》：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故《诗品序》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 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而陈《注》乃以平原为陆机、陆云。谢脁《玉阶怨》曰：“玉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虞炎《玉阶怨》曰：“紫藤花拂架，黄鸟度青枝。”二诗并列《乐府诗集》。《诗品序》云：“学谢脁，劣得黄鸟度青 枝。”谓虞学谢仅得此句也。而陈《注》乃云：“今《谢宣城集》中，不见此诗，想是玄晖逸句。”《宋书》《谢晦传》： “兄子世基有才气。……临死为连句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诗品中》云： “世基横海”，指此也。而陈《注》乃云：“诗今佚。”《诗品下》云：“白马与陈思赠答。”《初学记》十八载曹彪 《答东阿王诗》曰：“盘径难怀抱，停驾与君诀，即车登北路，永叹寻先辙。”彪答诗未全佚也。而陈《注》乃云： “彪答诗佚。”《诗品下》又云：“齐高帝征北将军张永。”按张永附见《宋书》《张茂度传》及《南史》《张裕传》。 而陈《注》乃云：“无传。”其不考亦甚矣。
古直所言，虽然无多，却条条是实。如谓陈氏以平原兄弟为陆机、陆云之误，即为的确。陈氏此误，后已改正，但其贻害，至 今未除。今人编《历代诗话论作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即仍持此说。该书上册第83页评陆机、陆云之第一条即 引《诗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其误正与陈氏同。
继古直之后，许文雨撰《评陈延杰诗品注》（见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附录》，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5月影印本），更加严 厉批评了陈《注》。许云：
陈氏之误，约有十端：……一曰不明文法，……二曰不解句读，……三曰不符原文，……四曰不了原旨，……五曰不知著例， ……六曰不求旁证，……七曰误存为佚，……八曰苟取塞责，……九曰徒事敷衍，……十曰动辄阕疑，……以上十误，仅 就所见及者言之，非谓陈君之书此外便无误也。
许文还对陈《注》仿效《三国志》、《世说新语》之注释体例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效其注体”是“不思之甚”。平心而论， 许氏之评，亦多中肯綮。如“不明文法”条举陈《注》释“平原兄弟”之误为例，与古直不谋而合，皆为不刊之论。不 过，有的责难，则未免以苛为察。如“苟取塞责”和“徒事敷衍”二条，如陈《注》原有此误，亦当合而为一，大可不 必为凑足十条之数而一分为二。又有的意见，也非“无邪”。如“误存为佚”条说：“谢超宗诗，如《南齐南郊乐章》 十三首”“均存”，即非正解。考《南齐书》《乐志》所载《南郊乐章》十三首中，有《高德宣烈乐》一首乃王俭造。 许氏尽归谢氏，误矣。许氏此误，影响至夥。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叔岷《钟嵘诗 品笺证稿》（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史研究所专辑1992年版）、陈元胜《诗品辨读》（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版） 等，皆缘许说而误。又如许氏在陈《注》“王微无言风月者”后按谓：“江淹《杂体诗》尚有王征君微《养疾》一首， 中云，‘清阴往来还，月华散前墀。’写风月也。原诗自应有此。”今按：许氏亦未得其正。考王微今存五言《四气诗》 一首，即言清风朗月、四时美景者。诗云：“蘅若首春华，梧楸当夏翳。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王微风月，似当 指此（说详后）。又许氏非议陈《注》体例，也属多事。注释体例，不可以一格拘，只要其撰写过程严尊体例，编写内 容，准确无误，便是佳作，不可厚非，更不可是此非彼，妄断高下。另外，许氏措辞，太过尖刻，有伤学术争鸣、疑义 辨析的厚道。
许氏之后至1949年，有些《诗品》注本和研究文章，亦对陈《注》提出过异义。如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1943年撰， 1948年秋补正，见《钟嵘诗品笺征稿》《附录》）即提出两条十分中肯的意见。一条是陈注在释“笑曹、刘为古拙，鲍 照羲皇上人”为“谓讥鲍照诗之古直”时，王云：“陈说失之远矣”。另一条是在陈氏谓班婕妤诗源非出于李陵时，王 云：延杰“未达”。
而叶长青《诗品集释》（1931年序，1933年版），则对陈《注》之误，有的便照“集”不“悟”。如注大明、泰始，就是一 例（说详后），又注陆机“其源出于陈思”时引《梁书·萧悫传》曰：“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云云，则是新误。 考《梁书》无《萧悫传》，亦无此引文。引文见《太平御览》卷586，谓出于《三国典略》（唐丘悦撰，见胡应鳞《少室 山房笔丛》卷13、《诗薮》《杂编》卷3和《全唐文》卷362）。仇兆鏊《杜诗详注》卷19《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 引此谓出于《三国典略》引邢子才语（《镜诠》亦有此）。严可均《全北齐文》引此作《萧仁祖集序》，但不言所据。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论及此文也不言其所从出。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则谓见《御览》引《三国 典略》邢劭语，而未言出于《萧仁祖集序》。今按：当出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邢劭集》著录的邢子才《萧仁祖集序》（曹道衡先生说，刘跃进函示）。王叔岷《笺证稿》亦承其误。至于杜天糜《广注诗品》（世界书局1935年版，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 再版，改名为《诗品新注》），其版本和注释多袭陈注，不仅无所发明，且又新增讹误。如注“欣泰、子真，并希古胜文” 时云：“张欣泰的儿子张真”，即是显例。这一错误，至今犹有继者。如《词源》（修订本）第四册“邑?（＠②）”部 释“鄙薄”即引《诗品》此评而作“齐雍州刺史张欣泰、梁中书郎范缜、欣泰子真，并希古胜文，鄙薄俗制”。“侏儒一 节，长短可知”（桓谭《新论·道赋》），叶《释》和杜《注》的质量，并在陈《注》之下，不言而喻矣。
20世纪50年代末，郭绍虞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收入了陈注《诗品》，于是，《诗品注》在1961年改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出版前言云：
注本前曾由开明书店出版，最近注者吸收他人所提意见，在旧注的基础上作了较全面的订补，由我社重排印行。
和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诗品注》相比，新版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历代诗话》本取代《津逮秘书》本为底本，又参校《津逮秘书》本和家藏明钞本。
（二）吸收了古直、许文雨等人的一些意见，对旧注作了有限的改订。如对古直所列五失，除曹彪诗存佚一条还同旧注外，余 皆作了改正，只是在改“平原兄弟”为指“曹植、曹彪”时说：此“出于陈伯韬说”。以示对古直、许文雨之不服气耳。 而于许说十误之十四例，则只改订了七例（平原兄弟、黄鸟度青枝、济济今日所、江洪诗风、谢客集诗、明远文词、戴逵 品语），还有一半之数，或依然故我，或改其字句而一仍其意。对王氏所提的两条意见，也可以说是全都不予接受。如 “讥鲍照古直”之说，就原封未动；另一条虽删去了否定出于李陵的旧说，却又谓出于“国风”，和旧说相较，仍是换汤 不换药。
（三）大量删减自己臆补而为钟嵘所略的有些诗人诗体源出的内容。王叔岷说：“近人陈延杰《诗品注》尤喜补钟嵘说所略。” 然而，这些内容，今本却不见了许多。据不完全统计，被删艾者殆近半百之数。如：“安仁”，“虽源于仲宣，而采缛则 过之”；“景阳”，“固是滥觞仲宣焉”；“太冲风骨俊拔，甚似公干”；“秦嘉”，“盖出李陵”；“徐淑”，“则本 《国风》焉”；“魏文帝”，“其高古似（李）陵，其宏赡，似（王）粲”；“叔夜”，“颇似魏文《芙蓉池》之作”； “茂先”，“颇似仲宣，而沉着不及焉”；“何晏”，“是学刘公干者”；“孙楚”，“此本楚辞”；“王赞”，“盖本 古诗”；“应璩”，“颇类《国风》，谓祖袭魏文，非也”；“清河诗”，“盖学平原，杂有仲宣之体”；“曹摅寄兴清 远，又本于嵇康焉”；“何劭清澈有味，盖源于刘桢”；“越石”，“颇似仲宣”；“子谅”，“则学（王）粲”；“景 纯”，“则盖本安仁为多”；“（郭）泰机”，“源于班婕妤”；“（颜）延年”，“亦颇似士衡焉”；“谢混、谢瞻、 王微、袁淑、王僧达”等“五公诗”，“并师承茂先，可信也”；“惠连诗甚美赡，盖学魏文帝”；“（范）彦龙质而丽， 原本古乐府”；“（丘）希范得河阳（按指潘岳）、宣城（按指谢玄晖）之丽”；“（沈）休文”，“颇似明远而清丽过 之”；“班固质木无文，原本古乐府”；“郦炎”，“盖学古诗焉”；“元淑诗似乐府”；“魏武”，“得古乐府之逸”；“（阮）元瑜甚有怀寄，亦源于《古诗》”；“（欧阳）坚石《临终诗》甚哀楚，似王仲宣”；“二嵇（按指嵇含、嵇绍）学 徐干，微伤整齐”；“（阮）德如《答嵇康诗》，兴托不寄，亦得叔夜之一体”；“（枣）道彦词兼雅怨，盖得力陈思焉” ；“（张）孟阳学王粲”；“宋武帝（按当作宋孝武帝）源于徐干，故尚词采”；“（刘）铄情词并茂，是学士衡《拟古》 者”；“谢庄颇幽，得陆机一体”；“惠休文情幽怨，源出于陈思”……等等皆是。这些被删艾了的文字，有的与今本之 载截然相反。如关于应璩诗体源出问题，旧本以“颇似魏文”之说为非；今则以“颇似魏文”为是。表现了旧版《诗品注》 的随意性。
（四）丛书编者也纠正了陈《注》的一条注释。陈注戴逵一则有云：“曩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再续》引《吟窗杂录》， 补戴逵所品语脱文，与明钞本所载全同，唯‘上’作‘工’，‘誉’作‘彦’（编者按：黄丕烈藏明正德退翁书院蓝格抄 本《诗品》原跋作‘誉’不作‘彦’），与此为异”。其括号内的“编者按”云云，即是丛书编者郭绍虞之言。
以上修订，使今本《诗品注》的质量有了一些提高，常识性错误减了不少。但是，它仍是一本错误颇多、很不规范的著作。因 此，新版的墨汁未干，批评之声已不绝于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单篇论文是：陈建根《简评陈延杰诗品注》（《文学 评论》1962年第一期）、陈直《陈延杰氏诗品注中存在的问题》（1962年撰，载陈氏遗著《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藉出 版社1988年10月版）、彭铎《诗品注补》（《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等。这三篇文章，质量不一，优劣有差， 中以陈直之作为最佳。陈直云：
余见陈延杰氏所撰《诗品注》，其中魏晋南北朝史无传记诸人多未注出。……陈氏所未知者，大率皆可考索。兹将现书中存在 的问题，分未注出人名，及纠正原注错误或补充重要材料者，略述如下。
陈直此文，创获颇多，特别是在《诗品》人物生平事迹的考订上。同时，此文还澄清了一个历史问题，即陈直有无专著《诗品 约注》在1933年前出版？在1933年问世的闽侯叶长青氏所著《诗品集释》中两次提到陈直《诗品约注》。此当是最早言及 《诗品约注》的著作。之后，梅运生《钟嵘和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版）、萧华荣《诗品注释》（中州古籍 出版社1985年版）、曹旭《钟嵘诗品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89年第11号）、《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版）、《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等，亦沿叶氏之说而以为陈直真有《诗品约注》出版。其实，陈直生前 死后皆未出版过《诗品约注》。他在此文中说：
予在三十年前，曾拟择诗画二品，加以笺释，已略具规模，屡更兵乱，稿旋散佚。曾记忆叶长青氏所撰《诗品集注》（按当作 集释），已采及鄙论。
陈直写作此文的时间、地点，自署为“1962年10月撰于西安西（北）大（学）新村”。陈直自己写的这篇文章，清楚地说明了 《诗品约注》在1933年前仅是手稿，而后来又在兵乱中不幸散佚了。
也就是在学者们对新版《诗品注》群起而攻之的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当年八月又在上海第2次印行了此书，印数多至一万 册。若加上北京的三千册，于是，新版《诗品注》便成为“所有《诗品》注释本中发行量最大、市场占有率最高，也是最 通行的注本”（曹旭《诗品研究》语）。这还不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各次再印刷的数量以及1998年二月印行的五 千册之数。
这是为什么呢？
考郭绍虞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已出的《诗品》注本中选择陈氏《诗品注》作为丛书本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 要的是由当时《诗品》基础研究的落后状况决定的。自1927年陈延杰《诗品注》、1928年古直《诗品笺》、1929年许文 雨《诗品讲疏》、1933年叶长清《诗品集释》、1935年杜天糜《广注诗品》等《诗品》全注本出版以来，至1949年的15 年间，旧中国就不曾出版过一部新的《诗品》全注本；不仅如此，自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后的1985年，中国大陆也 不曾有新的《诗品》全注本出版。但是，大陆人民需要《诗品》，大陆学生需要《诗品》，大陆学者更需要《诗品》。于 是陈氏《诗品注》，在经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全面修订、质量有相当提高之后，被郭绍虞看中而编入丛书出版以满足大陆人 民饥不择食的精神需求。应当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当时学界再也没有比陈《注》更好的《诗品注》本了。
当然，这样的解释，对大陆1985年以前一再印行陈延杰新版《诗品注》，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如用来说明1998年还须大量印 行这本《诗品注》，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为，自1985年至1999年的15年间，中国大陆的钟嵘《诗品》的基础研究的落 后状况已有很大改观，新的、高质量的各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萧华荣《诗品注释》（中州古籍 出版社1985年）、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向长青《诗品注释》（齐鲁书社1986年）、赵 仲邑《诗品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徐达《诗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王发国《诗品考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元胜《诗品辨读》（安徽教育出 版社1994年）、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杨明《文赋诗品译注》《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9年）等，台湾省的《诗品》注本则主要有：汪中《诗品注》（《国学萃编》本，正中书局1969年初版， 至1985年，已有第9次印行本）、杨祖聿《诗品校注》（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台湾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专刊1992年）等。这些专著，有的填补了《诗品》校释中的空白，有的清算了《诗品》研究中的错误，有的解决了《诗品》解读中的不少疑难问题，使停滞了数十年之久的中国《诗品》基础研究，大大地向前赶了一程，重新夺回了丧失 已久的世界《诗品》研究的中心地位。这时，似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代表国家出版水平的出版社，若仍再版大大低于当今 《诗品》研究的普通水准的陈氏《诗品注》，不仅不能反映中国新时期的研究水平，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此，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中的陈氏《诗品注》应当代之以能反映当今中国《诗品》基 础研究最高水准的新的《诗品》注本。
而且，就世界范围言，当中国大陆的钟嵘《诗品》研究处于低潮时，日、韩、法等国的《诗品》研究却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 的成绩。其中，日本先后出版了中＠③希男的《诗品考》（群马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编第7卷第6号，1959年）、高松亨明 《诗品详解》（弘前大学文理学部中国文学会，1959年）、《钟嵘诗品校勘》（弘前大学《文经论丛》创刊号，1965年） 、《诗品》研究班《钟氏诗品疏》（立命馆大学《立命馆文学》第232、241、268、272、282、300、308、309号）、 兴膳宏《诗品》（朝日新闻社《中国文明选》第13卷《文学论集》，1972年）、高木正一《钟嵘诗品》（东海大学出版 会，1978年）等；韩国出版了车柱环《钟嵘诗品校正》（汉城大学校文理科大学，1967年）、李徽教《诗品汇注》（岭 南大学校出版部，1983年）等；法国出版了华裔学者陈庆浩《钟嵘诗品集校》（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这些异邦之 作，有的取材广博，运思细密，见解独到，学术水平高，启发意义大。如高木正一《钟嵘诗品》，它不仅综合了日本国内 二十多位“诗品研究会”成员的看法，且学习高松亨明《诗品详解》兼采中国陈注、古笺、许释、杜注的精义的作法，大 量吸取中、韩两国学者的成果，从而使它成为“今后日本《诗品》研究”的“有力的参考文献”（冈村繁《日本研究中国 古代文论的概况》，见王元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而车柱环《钟嵘诗品校正》，用韩、中、日各种版本33种，是曹旭《诗品集注》(1994)以前，采用《诗品》版本最多的著作。陈氏新版《诗品注》，无论是指导思想、文字校 勘、理论发掘，和日、韩同期著作相比，都显得陈旧落后。日、韩学者面向世界，把《诗品》放在世界汉学大背景下进行 现代阐释，故能大胆吸收国际成果，以丰富补充自己的研究。与这种“开放式”的研究相反，陈注和中国大陆的多数《诗 品》研究，则是“封闭式”的。他们在吸取旧有研究成果时，由于受整个国家都因敌人的“封锁”而不得不搞“封闭” 这一根本原因的制约，往往重内弃外，对世界各国的研究状况和成果关注和参考不够，有的甚至是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这种“封闭”，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如果还能情有可原，说它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在今天，就是应该理直气 壮地加以反对的了。因为，整个国家的“封闭”，早已被“开放”所替代。若再搞“封闭”，就和“开放”背道而驰了。 这时，似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代表国家的出版单位，如果再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出版陈注《诗品》这类“不合时宜”的读 物，那它本身也就离“不合时宜”不远了。
何况，今本陈延杰《诗品注》还有更多难数的错误需要纠正呢。 原载：《许昌师专学报》200101 |
钟嵘《诗品》应当重新作注（下）
——兼论陈延杰《诗品注》
【标题注释】责任编辑注：本文（上）刊于本专题2002年第5期
【作 者】王发国/陈晓超
【作者简介】王发国(1942-)，男，四川仁寿人，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长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四川 成都市 610041 陈晓超 西南民族学院 中文系，四川 成都市 610041
【内容提要】陈延杰《诗品注》于1927年由开明书局出版以后，即受到同行学者的严厉批评。1961年，作者在旧注的基础上作了较全面的修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印行。以后，又不断重版。但它仍是一本错误颇多，很不规范的著作。似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代表国家水准的出版单位，若再不断印行这样的著作也就不合“改革开放”的时宜了。因此，人文版《诗品注》应当重作。新版《诗品注》的主要问题有三：第一是注释的讹误疏漏；第二是文献征引的不合规范；第三是文字校勘的疏失。新的《诗品注》本，应当在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纠正这些错误。
【摘 要 题】文论研究
【关 键词】陈延杰/诗品注/人文版/重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949(2001)06-0023-05
陈氏《诗品注》中的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注释的讹误疏漏。
（一）年号误讹者
1.误注例：
第12页：“大明，宋武帝年号。”按大明，当是宋孝武帝刘骏年号，凡八年(457-464)。
“泰始，宋废帝年号。”按泰始，当是宋明帝年号，计七年(465-471)。
2.误引例：
第13页：“《魏志》曰：明帝青龙四年，有司奏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高祖，明皇帝为烈祖也”。按《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皆谓“三祖”建庙在景初元年即青龙五年。当从之。又按陈氏所引《魏志》云云，见《文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之李善注。故陈氏之误，本自李善。胡克家《文选考异》无校，亦误。
第50页：引周应合《景定健康志》曰：“冶亭在冶城，宋义熙十一年，刘钟领石头戍事，屯冶亭，今即冶城楼所在之处。”按“宋义熙”当作“晋义熙”。
第74页：引何义门《读书记》“韩卿生承明、天监之时……”云云。按承明当为永明。又陆韩卿逝于齐代，故天监亦误。
（二）可考未考者
1.误注例：
第10页：注“谓鲍照羲皇上人”云：“此盖讥鲍诗之古质也”。按王叔岷《笺证稿》云：“按‘羲皇上人’乃推尊至极之辞，非讥之也”。
第15页：“王微今只传《杂诗》一首，无言风月者”。按风月，指清风明月，四时美景。王微今存五首五言诗中有《四气诗》（见上引）一首，即写了春华（花）、夏云、秋风、冬雪等四季（即四气）中最有代表性的景色，它和顾长康《四时诗》写春水、夏云、秋月、冬雪等四时（即四气）美景一样为钟嵘所激赏。故王微风月，当指此首《四气诗》。
第20页：注班婕妤《怨歌行》引严羽《沧浪诗话》之后云：“颇似之”。按汉末至西晋初年皆有仿班婕妤《怨歌行》和《自悼赋》的诗赋著作流传。他们的作者比颜延年要早一百多年。因此，不能说《怨歌行》是颜延年之作。
第30页：注：“旬日而谢玄亡”云：“谢玄，康乐之祖也”。按谢玄当作谢安，《诗品》文误。
第38页：注刘琨、卢谌“其源出于王粲”引刘熙载《艺概》曰：“钟嵘谓越石诗出于王粲，以格言耳”。按钟嵘此言刘琨、卢谌并出于王粲，非识谓刘琨也（见许文雨说）。
第43页：引《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曰“钟嵘《诗品》曰：‘古诗……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后云：“是陶诗原属上品。迨至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则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数陶公也”。按此说先见于古《笺》，其后，叶长青《集释》承之。陈氏则袭古、叶而误。今人许总《论钟嵘诗品中的曹、陶品第》（《中州学刊》1982年第6期）、葛景春《关于曹操等人在诗品中的品第》（《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又承袭陈注之误。其实，古《笺》出版不久，许文雨即持反对之说。以后，钱钟书《谈艺录》二十四、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正》、王叔岷《笺证稿》等皆有考论，可参考。
第59页：注“孝冲虽曰后进，见重安仁”引《世说新语》（《文学》）“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云云。按古《笺》：“《晋书》曰：‘湛弟淳字孝冲。’此误以弟字为兄字。”
2.误引例
第64页：注谢庄生平引《宋书》曰：“谢庄字希逸，陈郡阳夏人，……卒年三十六”。按此注节录自《文选》谢庄《月赋》李善注引《宋书》。注谓谢庄卒年三十六，误。胡克家《文选考异》已正之。
第73页：注王简栖生平引《姓氏英贤录》曰：“……起家朔州从事……”。按《姓氏英贤录》已佚，所引见《文选》王简栖《头陀寺碑文》李善注。对照注文，朔州当作郢州。
3.阙注例
(1)人名
第30页：杜明师，阕注。按杜明师即杜昺，是东晋末年钱塘地区的著名道士，生平事迹见宋张君房编撰的《云笈七签》卷111《洞仙传·杜昺传》、元赵得一编撰的见于《道藏》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22《杜昺传》（两传记事多同，只个别用语有异）。
第41页：注顾迈、戴凯：“二人无所考”。按顾迈事迹略见沈约《宋书·自序》、《宋书·刘穆之传》所附穆之孙《刘渪传》、《宋书·沈庆之传》所附其从弟《沈法系传》、《法苑珠林》卷20引《冥祥记》、《隋书·经籍志》等。
戴凯即《隋书·经籍志》的戴凯之。因为东晋、南朝人，单名后面，多加“之”字，而双名后的“之”字，又可省略。戴凯之事迹，略见于《南齐书·武帝纪》、《宋书·邓琬传》、《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文选》张衡《南都赋》李善注、廖元度《楚风补》、《四库全书总目》引《郡斋读书志》及《百川学海》等。
第65页：注：陵（修之），《宋书》无传。按《陶渊明集》各本第4卷末有《联句》一首，作者为渊明、愔之、循之，皆书名而不署姓。历代注陶集者，除定渊明为陶渊明外，于其它二人之姓皆无考。笔者认为：这里的循之当姓陵，陵循之即《诗品》之陵修之。因为古人书写修、循二字易混。陵修之是诗人，他的中书令史（《宋书·百官志下》定为九品）的地位，使他最具和陶渊明联句唱和的可能性。
第68页：颜则、顾则心无注。按颜则即《宋书》、《南史》的《颜延之传》、《颜竣传》、《隋书·经籍志》、颜真卿《晋西平靖侯颜公大宗碑》中的颜测或颜恻。因为则、测、恻三字相通。颜测，颜延之之次子，其比卒于大明三年(459)的胞兄颜竣早卒。颜测诗存《栀子赞》一首，见《艺文类聚》89。又颜测还任过临淮太守（见颜真卿《碑》）、诸暨令（见《诗品》），但因典籍无考，只得存疑了。
顾则心即顾、顾测。古书竖排，既易将则心写作，也易将写作则心。又是恻的古文，二字写法略同，只是一个置性心于左（恻），一个放心在下（）罢了。又《考工记·弓人注》：“测，读为恻隐之恻”。则恻便与测又相通了。总之，则于易写作则心，又可写作恻，而恻又与测相通，所以，顾有时写作顾则心，又有时写作顾恻，还有时写作顾测，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顾则心事，见《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南齐书》和《南史》之《陆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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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钟嵘《诗品》
钟嵘的《诗品》与稍后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应该算得上我国南北朝时期文艺理论批评著作的“双璧”了。一直不得空看，其实周振甫得《诗品译注》只是一本不足百页得小册子。正值期末之际，众课皆停，只待考试，人反而闲了下来，无聊之余翻看《诗品》，却已然不能释手了。用尽一晚，将其读完，感触良多。
原来以为钟嵘《诗品》堪称经典，如高山般敬而仰之，今日一看，也不过尔尔。可见不能过于迷信权威，要有敢于怀疑批判的精神。要研究钟嵘的《诗品》，陈延杰的注，古直的笺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而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也有专论《诗品》的章节。其中观点大胆新颖，有理有据，甚为精辟。而当代《诗品》研究的集大成者当推王运熙指导的博士生曹旭。他的《钟嵘诗品研究》，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并加以批判吸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切亲身实地考察。因此，曹旭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价值。以上说的这些只是《诗品》研究的大致状况，古之做学问者，必历“独上高楼”之境界，看清了通向“天涯”的路径，才好出发，展开自己的研究。
可惜的是，我尚未掌握详实的参考资料，只能从《诗品》本身出发，浅陋地妄谈些自己地看法。或与前人暗合，或得怡笑大方，这都是有可能得。关于《诗品》的成就，前人说法很单一，也很难有创新，因此我就看《诗品》产生的疑问，说说它的不足。
其一，钟嵘品诗，喜追本溯源，每一位诗人都会源自另一位诗人，抑或《古诗》《国风》之作。对于这个特点，清代学者章学诚是十分推崇的，他的《文史通义?诗话》说：“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然而我是不敢苟同。有些诗人确实在创作时有意地模仿前辈古人，那么可以说他源自于某某。然则有些诗人创作时并非想过要模仿谁，只是自己的作品与前人有些风格上的相似，却硬要说他源自于某某，这样是不是有欠科学呢？如果诗人的风格自成一体，而硬要说他源自于某某，这岂不是张冠李戴吗？《诗品》说陶渊明出自应璩，实为大谬。陶渊明的诗平淡自然，有田园之味，隐逸之志，而应璩的《百一诗》刺警朝政，指事殷勤，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其二，几位诗人的品阶也有待商榷。陶渊明列为中品，曹操列为下品，都是十分不妥的。《诗品》评陶渊明“笃意直古，辞兴婉惬。”既然如此为何不列上品。而说曹操只是轻描淡写的提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难道就是因为这样才被列到了下品吗？这很难让人信服。至于张协张载兄弟分在上下品，以及同为“建安七子”的刘桢许干往复诗作却被说成“以莛叩钟”。张协张载文在伯仲，公干伟长难分高下，怎么能被评得相差如此之大呢？这实在是有失公允。
其三，我在溯《诗品》中看到两个应璩，一个是在中品得魏侍中应璩，一个是在下品的晋文学应璩。我一开始以为是两个同名同姓的人。但注解告诉我他们是同一个人。若不是一个诗人既可以在中品，又可以在下品。然而一人分处两品，仅此一例，亦无法为此说佐证。按照钟嵘品诗的思维逻辑，应璩这样的诗人，讽刺时政，应该只能列在下品，故就有了晋文学应璩。然而身居中品的陶渊明却源自于一个下品诗人，这似乎说不过去，而且也没有其它的高品阶诗人源出于低品阶诗人的例子，故就有了魏侍中应璩。然后钟嵘也没有想明白有两个应璩是否不妥就把稿定了下来。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历代刻印的时候出了差，以至遗留至今。以上都是我个人的推测，到底真相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考辩。
总之，钟嵘的《诗品》实在是一本问题多多而且很有趣的小书，很值得深入研究，空间应该还很大。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之外，其实《诗品序》也存在这许多问题。只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以我现有的能力尚无法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但凡喜欢诗歌的人都应该看看《诗品》，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会有不小的启发，至少我是这样的。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494977/
钟嵘《诗品》的诗学精神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始终存在着一种把文学与非文学分离开来的发展趋势，文学思想总的来说是沿着重文学的艺术特质展开的。钟嵘的《诗品》是继刘勰体大思精的综合性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撰写出的一部专门探讨诗学理论的专著，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论五言诗的著作。他评论了汉魏至齐梁时期１２０位五言诗作者，定其品第，显其优劣，并按照其艺术成就的高低，将这些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由此概括出诗歌创作上不同于流俗的诗学理想，从而为文人五言诗创作确立进一步发展的依据。清章学诚曾说：“《诗品》之论诗，视《文心雕龙》之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永祖也。”可见钟嵘《诗品》对于诗歌的品评确立了暂新的诗学理想，开辟了诗学理论的发展道路。
一
２０世纪以来钟嵘的《诗品》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校勘注释，比较有影响的是完成于２０年代的陈延杰的《诗品注》以及曹旭的《诗品集注》等；二是理论阐述，侧重于探讨《诗品》的批评标准、“滋味说”涵义的界定、以及对《诗品》诗人品第公允问题的评价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陈悦苓从钟嵘对曹植的赞许角度分析得出“词彩华茂”为钟嵘品第诗人的一条最重要标准，罗宗强就《诗品》品第方法的见解，以及刘跃进对“滋味说”理论来源所作的论证。其它还有从时代风气研讨《诗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从诗人的继承关系及其流派对《诗品》作出评述等。综观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或侧重于文字训估或侧重于理论的溯流探源，还未能进一步说明钟嵘的诗学理想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
任何诗学理想的产生都不能不受到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气的濡染熏淘。诗学理想，从“诗学”侧面来说，根柢于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升华，由之体现出其独立于其它艺术门类的特质，从“理想”的侧面来说，它虽然是一个时代诗学理想的精髓，但它最终还是要以指导诗歌创作向着健康正常发展轨道为旨归。杰出的诗学理论家在品评诗歌时总能领会到时代风气的精髓并倡导符合那一时代整个诗歌发展大趋势的诗学理想，钟嵘诗学理想的提出很好地体现出了这一诗学原则。
钟嵘所处的齐梁时代诗歌在历经汉末、建安、正始、太康，以迄东晋两三百年曲曲折折的演变历程，五言诗已成为文人作诗的主要体裁，作五言诗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涌现出了许多具有自己风格，且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诗人。钟嵘从诗歌形式演变发展的角度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时代风尚，并给以文人五言诗以正宗地位：他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⑦表明他认识到了五言诗取代四言诗已是必然趋势，这种观点比起刘勰“四言正体”，“五言流调”⑧的观点来显然更具进步性。五言诗广泛流行，不断发展、诗人辈出、名篇传颂，但同时也有一大批平庸讹滥之作充斥其间，良莠不齐、精芜并存、混淆视听，所谓“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这种情形迫切需要征对创作现状总结经验教训，并确立诗歌创作的典范。当时诗歌品评的一股论调却令钟嵘很是反感，所谓“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绳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竟起，准的无依”就是这种状况的形象描述。而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到的“俊赏之士”彭城刘士章“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所以就由钟嵘本人担当起这一重任来了。可以说《诗品》在很大程度上是钟嵘征对当时文人五言诗创作和品评的不良风气而产生的，之中凝聚了钟嵘矫正时弊的良苦用心。
二
当时有一派诗歌喜欢使事用典，堆砌成篇，毫无情味，所谓“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竟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孪补纳，蠹文已甚。”钟嵘坚决反对这种过度使事用典的不良作风，他针锋相对地提倡“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列举名句，说明“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道理，要求诗作者能写出真景物、真感情，达到“自然英旨”的境界。
当时还有一派诗歌作者写诗讲究音律，严格按照“四声八病”的创作规范来写五言诗，即所谓“永明体”，沈约、王融、谢眺是这方面的代表。当然，他们辩别四声，要求加强诗歌音律韵调的美，从文学语言的艺术来说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⑩，并为唐代律体诗的繁荣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但沈约等人却脱离诗的实际，片面追求文章形式的丽靡，这种倾向就不利于诗歌情感的流畅表达了。征对此，钟嵘一方面看到了声律论的某些优点，他也并不决然反对诗歌讲究音韵，他说“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也”，由此看来，钟嵘提倡的是自然的声韵美，这样讲求的效果才可能达到“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而沈约等人一昧地追求声律，致使“士流景慕，务为精密， 积细微，专相凌驾，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样的流弊也是钟嵘坚决反对的。
从刘宋以来，清谈的风气影响到诗歌创作，“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孙绰、许洵、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对这种理念太强而形象性不足的玄言诗，当时却有一批学诗之人“笑曹刘之古拙”，“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他们不分好坏，不辩真伪，找不到写诗的最好典范而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破碎局面，这种现状是尤为钟嵘所痛心疾首的。征对上述种种五言诗的创作和品评的弊端，钟嵘通过把汉魏至齐梁１２０位诗人诗作分品分流进行详尽描述，并在前面的序言和行文之中发表了他一系列的论诗见解。
建安以来，“文质”文题的探讨成为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正如王运熙在《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中阐述的观点认为的那样：“文和质有的可以理解为是指形式和内容；但在大多数场合，文是指语言风格的华美，质可以理解为指语言风格的质朴，都属于艺术方面，都是就作品的外部风貌而言的。”⑾钟嵘相关“文质”问题的阐述恰好就偏重于作品的外部风貌而言，并在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中得出了他所推崇的诗学理想典范。
诗歌在重抒情、重形式的美方面无疑更具有纯文学的特质，如何运用最好的形式自然流畅地表情达意使写出来的诗作具有感发人心、使之吟味不已的持久魅力是钟嵘最关心的问题。在《诗品序》中钟嵘提出诗歌创作应“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风力的涵义略同于刘勰《文心碉龙》“风骨”的涵义，即要求以明朗刚健的语言风格为基干，再用华美的文彩加以润饰。钟嵘认为最能体现这一风貌的是建安诗歌，在《诗品序》中即认为当时的诗歌作品是“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而在对建安时代具体诗人的品评中他尤为推崇曹植，在《上品》评曹植中他以这样饱含感情的文字说道：“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辞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这与其说是建安时代的诗人曹植，不如说是钟嵘心目中的曹植，是他对曹植的理想化。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了，所谓“骨气奇高，辞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正是钟嵘诗学理想的最好描述。
三
钟嵘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追求的批评家，从《诗品》的全部内容来看，主要是通过对建安以来的所谓“才子”诗人及其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确立起自己的诗学理想，从而为诗坛建立起坐标、提供准则。他的诗学理想在今天看来也具有不可抹杀的艺术魅力和精辟独到的理论含义，原因在于这种诗学理想的表述是思想感情与艺术表现的完美统一，是感情内容上的“雅”“怨”与体制风格上的“文”“质”的高度结合。
为了实现他的这一诗学理想，他要求诗人在具体创作过程中要注重真情实感的阐发，要以自然流畅的形式去抒。他还进一步指出了感情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来自客观外界的触发，首先是自然界的感发，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即是此类，其次他更着重强调了不同寻常的社会生活更能使人们产生创作激情，所谓“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这样创作出来的诗歌才能具有“使穷践易安，幽居靡闷”的动人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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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他对诗歌的性质、特征和思想艺术标准的原则性的认识，并对违反诗歌特征和标准的某些不良诗风进行了批评。在正文部分评价作家时，他的批评标准就表现得更为具体细致了。本文以序文为主，参照正文的有关论述，介绍钟嵘这方面的主张。 钟嵘认为诗歌的性质或基本特征是吟咏情性，即抒情。他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他还具体描述了产生诗歌抒情内容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钟嵘认为，诗歌是为了表现人们激荡的感情，这种激荡感情的产生，其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界四时气候景物的变化， 二是人们不寻常的生活遭遇。推移变化的气候景物和不同寻常的生活遭际，使人们迸发了激荡的感情而不能自已，必须通 过诗歌来予以抒发。这是对许多抒情诗产生缘由的表述，也是对诗歌基本特征的看法。 诗歌的特征为吟咏情性，这是一个传统的提法。《诗大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 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这里强调吟咏情性的内容，必须紧密联系当时政治和伦理道德的阙失来进行 讽谏，表现了秦汉之际儒家要求诗歌积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主张。魏晋南北朝时代，儒学相对衰落，文学创作摆脱了儒学 的严紧束缚而较能独立地发展，人们对诗赋不再强调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而更多地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情景，产生了大 量的抒情写景诗赋。裴予野《雕虫论》批评南朝刘宋后期以来文人的风气是“摈落六艺，吟咏情性”，不重视学习儒家经 典。这里说明了虽同样是吟咏情性，但其具体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即南朝许多文人的诗赋创作，只是抒写日常生活情景 和追求文辞华美，背弃了《诗经》中美刺比兴的传统，背弃了《诗经》密切联系政治以吟咏情性的传统。 钟嵘思想虽颇受儒学影响，在《诗品》中不少地方有所表现，他对某些联系政治现实的诗作也加以肯定，但从主导倾向看， 他还是主张诗歌广泛抒写情景，而不强调为政治教化服务。从《诗品序》看，他谈到诗歌的作用，引用《论语·阳货》中孔 子的话，仅引了“诗可以群，可以怨”两句，而不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实际即是不强调讽谕以服事君国。序文中 列举的感荡心灵的诗歌题材，除“楚臣去境”（屈原）一项外，其他各项都和讽谕无关。再从《诗品》正文看，上品十二家（“古诗”算一家），只有曹植、王粲、阮籍、左思四家的部分诗篇与当时政治联系较为密切；中品三十九人，只有应璩、刘琨、卢 谌少数人的作品与政局有关，应璩的诗讽意较为明显。他并不因为某些诗篇讽谕时政而评价特高，这表明他并不提倡诗歌 要服务于政治教化。他对历代诗人，评价最高的是曹植、刘桢、王粲、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颜延年诸家，其中除 曹植、王粲外，其他诸家诗大体上都不注意讽谕内容。综合上举例证，可见钟嵘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要求是比较宽泛的，他 对魏晋以来体现诗歌创作新趋向的不少作家作品都作了肯定，对着重抒写日常生活情景的诗人如潘岳、张协、谢灵运等都 评价甚高，列在上品；他对具有明显政治内容和讽谕的诗篇虽有所肯定，但并不强调。因此可以说，钟嵘关于诗歌思想内 容的要求，还是顺应着当时创作界的主要倾向，注意表现多方面的日常生活情景，而不是执着于汉儒“吟咏情性以风其上” 的传统。 对于激荡的感情，钟嵘特别重视怨情。他一则曰“离群托诗以怨”，再则曰“诗可以怨”。他所列举的种种社会生活题材， 除去“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一种外，其他六种都属于哀怨一类。《诗品》正文在评论诗人时，也往往指陈其哀怨特 色。如评《古诗》云：“意悲而远”，“多哀怨”。评李陵云：“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班姬云：“怨深文绮。”评 曹植云：“情兼雅怨。”评王粲云：“发愀怆之词。”评阮籍云：“颇多感慨之词。”评左思云：“文典以怨”，其他如 对秦嘉、徐淑、刘琨、郭泰机、沈约等人都指出其作品具有哀怨特色。人们激荡的感情有各种各样，但表现在文学作品中 的哀怨愁恨之情，的确最容易打动读者，所以唐人有“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的说法。江淹的《恨赋》 、《别赋》，选择了若干死亡之恨和离别之怨的题材来加以精心描绘，其所举事例，与《诗品序》“楚臣去境”一段内容 颇为接近。这说明当时文人认为死亡之恨、离别之怨一类情感是最为激动人心的。钟嵘论诗特别重视怨情，正是总结了汉 魏以至南朝时代诗歌创作的许多成功经验而得出来的美学原则。他所肯定的怨情的内容，如上文所说，内容也是比较广泛 的，怨刺时政的仅占少数，在思想内容要求上与汉儒有所区别。 《诗品序》对五言诗的艺术标准有具体的论述，文云：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 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 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关于赋、比、兴三个名词的涵义，汉儒即有不同解释，钟嵘提出自己的解释，其意见未必都确切。他解释兴，不从修辞方 法而从艺术效果来谈，持论也不严密。但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对赋、比、兴三义所作的解释是否确切，而在于通过对三 义的解释所提出的对诗歌艺术标准和方法的看法。他释比为“因物喻志”，释赋为“寓言写物”，表明诗歌通过比、赋手 段，不仅描写外物，更要抒写诗人的情志。他释兴为“文已尽而意有余”，表明诗歌要写得含蓄有余味，耐人寻绎。总起来 说，他既要求诗歌写外界的事物，具有鲜明的形象；又要求诗歌表现内在的情志，做到含义深长，饶有余味。这样，诗歌 在艺术上就能取得较高的成就。钟嵘还指出，作者写诗时，对赋比兴三者应当交错运用，不能偏于一端，以致形成意深或 意浮之失。譬如阮籍的《咏怀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大约就是太偏重运用比兴的缘故。 除掉恰当运用赋比兴方法外，钟嵘还提出，写诗应当风力与丹采相结合。风力即风骨，据《文心雕龙·风骨》篇，有风力作品的特点是思想感情表现鲜明爽朗，语言刚健有力。丹采，指华美的文辞。“干之以风力”二句，是说诗歌应以明朗刚健的风格、质朴 有力的语言为骨干，再以华美的辞藻加以润色，达到二者很好地结合，形成文质彬彬的文风。《文心雕龙·风骨》也持这种 主张。篇中指出，文章如能做到风骨与丹采二者兼备，就能如凤凰那样“藻耀而高翔”，既华美而复有力。 钟嵘认为，五言诗在诸种文学样式中，使读者念起来感到最有滋味，因为描写事物、抒发情志方面，可以表现得最为细致 贴切。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交错运用赋比兴三种方法，使风力与丹采相结合，用以表现作者激动深厚的感情（特 别是怨情），是使五言诗具有最佳滋味即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主要条件。在《诗品序》中，钟嵘批评了“理过其辞，淡乎 寡味”的玄言诗，因为玄言诗偏重发挥老庄哲理，语言枯燥，缺少激动深厚的感情，缺乏鲜明生动的形象和文质彬彬的语 言，因而是缺乏诗的滋味的作品。 钟嵘于历代诗人中最推重曹植，他评曹植诗有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几句话直接赞美曹 植诗歌思想性、艺术性均高，实际上也是他评价诗歌的标准和尺度。这四句话中，情兼雅怨主要是就思想内容说的，其他 三句则主要就艺术表现而言。钟嵘于诗歌内容重视表现怨情，上文已有具体分析。他赞美情兼雅怨，就是要求诗的抒情应 怨而不失雅正，象《诗经·小雅》那样“怨悱而不乱”（《史记·屈原列传》），具有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之风。这里反映 了他的封建传统观念。他认为曹植的诗歌具有这种怨而不失其正的特色，所以好；反之，象嵇康的诗，“过为峻切，讦直 露才，伤渊雅之致”，缺乏温柔敦厚之风，就逊一筹了。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骨气奇高和词采华茂相结合，就是 《诗品序》所说的“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 钟嵘评诗，还很重视自然之美。他对宋齐时代颜延之、谢庄等一派文人作诗大量数典用事之风深表不满，指出应用文章应 当用典，诗歌则无需乎此：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 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这里依据诗歌“吟咏情性”的特征指出它们应当直写见闻经历，无须假助于用典，意见是比较中肯的。他还抨击当时诗歌 在任昉、王融等人影响下，大量用事，“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其 提倡自然之美的意思也是很明显的。钟嵘还批评了南齐时代王融、沈约等提倡的声病说，认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写出来的 作品，“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真美”与“自然英旨”两个词语的意思是相通的。 钟嵘针对当时诗歌创作过于雕琢和炫示学问的风气，提倡自然之美，是比较中肯和合理的。但持论又不免过份。作诗固然 不宜大量用典，但也不能笼统排斥用典，古来诗作用典成功之例不在少数。钟嵘实际上也不是真的笼统反对作诗用典。他 最推重的曹植、陆机、谢灵运的作品，都运用了不少典故，他并没有对此不满；看来他只是反对大量用典，反对“竞须新 事”的诗风罢了。在批评这种诗风时，话说过了头。他指出了永明声律论者“襞积细微，专相陵架”的弊病，但未能认识 他们创造新体诗的贡献，见解也有片面之处。还须说明，钟嵘所谓自然之美，是南朝骈体文学盛行时代的观念。从拥护骈 体文学的人看来，诗文对偶工整，辞藻华美，适当用典，都是合于自然的。刘勰认为，运用对偶是“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文心雕龙·丽辞》），“辩丽本于情性”（《情采》），运用典故是“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事类》），可以 窥见此中消息。我们看到，曹植、陆机、谢灵运的诗作，不但运用不少典故，而且讲求对偶和辞藻，在南朝骈体文学的发 展中起了倡导作用；钟嵘认为这种骈体文学之语言美也是自然的，所以对他们作品评价很高。钟嵘评谢灵运诗，认为虽有 繁芜之累，但譬如青松、白玉，仍有高洁的自然之美。又引汤惠休语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芙蓉出水 这个譬喻，更是明显地指的自然之美。而象颜延之诗那样大量用典，则是缺乏“自然英旨”的。谢灵运诗实际经过精雕细 琢，但不少章句表现出秀逸的风貌，从崇尚骈体文学的南朝文人看来，还是自然的。唐宋以来，反对骈文的人趋多，文风 改变，所谓“自然”的内涵和标准，也跟着改变。《沧浪诗话·诗评》云：“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 而自然耳。”以精工许谢，但认为不及陶诗自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原载：《殷都学刊》1989.1 |
《钟嵘诗品集释》述评
《钟嵘诗品集释》（以下简称《集释》）是闽侯叶长青先生的一部力作，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由上海华通书局初版。“首《自序》，写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次《钟嵘诗品集释导言》。正文后，又有《引用各书书目及著者姓名》”（陈庆浩《钟嵘诗品集校》二《导论》6《版本介绍及其体系之探求》，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香港版）。下面对该书各部分作述评。
一、《自序》和《导言》
《自序》云：“予以民国十九年（1930年），八月，应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聘，为学子讲《诗品》，坊间旧有《诗品笺》、《诗品注》、《诗品释》诸书，或失舛误，或瘸缺略。因博采诸说，并申愚管，凡有演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末详则阙，弗敢臆说。犹裴龙驹《集解》例也。”道出了编著《集释》的缘起和义例是：以为因给学生讲《诗品》而作，一仿裴ｙīｎ＠①（字龙驹，见《史记会注考证》引司马贞《索隐》）《史记集解》体例。
《自序》还用较大篇幅对古直《诗品笺》注“平原兄弟”、梁启超释“子卿双凫”等提出了批评意见。其中驳梁氏之说，颇有学术启示意义。其云：
“子卿双凫”：梁任公曰：“乃六朝另一子卿，非汉之于卿。”然《哀江南赋》：“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六朝另有一苏子卿，六朝另有一李陵乎？《古文苑》载苏武《别李陵诗》云：“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即本李陵《录别诗》“尔行西南游，我独西北翔”及“双凫相背飞”诸句，何处另有六朝之苏子卿乎？六朝苏子卿现存《朱鹭》、《艾如张》、《梅花落》、《紫骝马》、《南征》五首，见于《艺文类聚》及《乐府诗集》者，皆称陈代人，且绝无“双凫”语，记室何由预知而评之耶？
在此之前，陈延杰、古直都引过“双凫俱北飞”；而许文雨亦引过“李陵之双凫永去”等；甚至许文雨还说过：“近人梁任公疑系六朝之苏子卿。羌无徵证，恐不可从。”但似叶氏这样有说服力的驳斥，却未经眼。且其引述的“双凫俱北飞”及“双凫相背飞”诸句，对后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也不无启发。如逯钦立、车柱环、玉叔岷诸人提出的“子卿”当是“少卿”之误的新说，即有赖于此。因为如上所引，李少卿（陵）确有“双凫相背飞”之句。王叔岷云：“少卿之误为子卿，‘少’‘子’草书形近易乱。《史记?越世家正义》引《吴越春秋》云：‘大夫种姓文，名种，字子禽。’《文选》陆士衡《豪士赋序》李善注引子禽作少禽，即‘子’‘少’相乱之例。”按：“少卿”“子卿”相乱之例则有：《旧五代史?晋书?卢文进传》（卷九十七）云：“及明宗即位之明年，文进自平州率所部十余万众来奔，行及幽州，先遣位上表曰：臣即抛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几年雁塞，徒向日以倾心，一望家山，每销魂而断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辞；石季伦之乐中，英陈归引。……’”这段引文中的卢文进所上《表》文“李子卿”，《全唐文》卷八百七十卢文进《自契丹还上唐明宗表》作“李少卿”，“李少卿之河畔”，指李陵《录别诗》之“携手上河梁”一首。此诗作者，《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类书》残卷作李陵；篇名，《文选》卷二十九、《文章正宗》卷二十九、《诗纪》卷二作《与苏武》；《艺文类聚》卷二十九、《初学记》卷十八、《太平御览》四百八十九、《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五、《合壁事类续集》卷四十六作《赠苏武》。此证似比王氏所举更为有力。
《导言》共十则。（一）《钟嵘补传》。以《南史》、《梁书》本传及《诗品》中有关记载合而为一。其对钟嵘卒年之说有误。此则云：“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顷之，卒官，为承圣元年云。”后又在（三）《钟嵘作诗品的动机及著书年代》云：“按，《南史?敬帝本纪》：‘承圣元年，封晋安郡王。二年，出为江州刺史。’则记室之死，实方智迁王之年。而《诗品》一书，又其绝笔之作，距今，盖千三百七十七年云。”夷考其实，梁敬帝萧方智虽曾为晋安王，但却未任过西中即将。因而，《梁书》、《南史》的钟嵘本传所记的钟嵘最后所奉的“主公”，绝不是只作过晋安王而未同时又任西中郎将的萧方智。据查，那个既任晋安王同时又任西中郎将的钟嵘所奉的“主公”当是简文帝萧纲。钟嵘卒于梁天监十七年二月，时任西中郎将萧纲记室任上，始见于张锡瑜《钟记室诗平三卷》（清在咸丰十年——1860），今人王达津《钟嵘生卒年代考》也有考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70期，1957年八月十八日；又见作者《古典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八月版》。由于钟嵘卒年的重新考订，则钟嵘《诗品》的最后定稿时间，当在梁天监十二年(513)沈约卒至天监十六年(517)柳恽卒前，详见谢文学《钟嵘及其〈诗品〉三考》（《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
此条还有一误：钟嵘兄钟＠②的任职问题。其云：“＠②字长岳（《南史》本传作长丘》，官至府参军建康令，著《良吏传》十卷。……以上《梁书》本传。”《梁书》本传作“建康平”。引文“建康令卒”实出《南史》本传。比较二者，当以作“建康平”为是。详见王发国《钟嵘年表疑义考析——家世篇》（《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1期）。《良吏传》今佚。其佚文不多见。今录一则。《后汉书?西南夷传》：“（郑）纯自为都尉、大守，十年卒官。”《集解》引惠栋曰：“钟＠②《良吏传》云：“纯为永昌太守，清廉独绝，及卒，列画东观也。’”
（二）《诗品》与《文心雕龙》。先引述《四库提要》“可与《文心雕龙》并称”之说、《文史通义》“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之评，而后自云：“记室所品，多与彦和相合”，“信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其说虽简，且只认同而略异，却是较早从文理的角度对二书进行比较的结论。文中“《文心》之《诗序》也”句，有误字：《诗序》当作《时序》。
（三）钟氏作《诗品》之动机及著书时代。
（四）《诗品》凡例。共列子、丑、寅、卯、辰、己《按当作巳》、午、未、申九例。
（五）诗人之品第及其派别。依《诗品》品评顺序列上品十一人，中品二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其中下品诗人姓名多有误字。如：陆修之当作陵修之，袁休当作惠休，江裕当作江ｓｈí＠③，鲍泉当作鲍行卿。论诗派部分则云：“其言诗人源流，亦分三派，列表如下。”其用表以示三派之源流，方式新颖，一目了然，多为后人仿效。
（六）诗之变迁。总云：“记室总述上古迄梁代诗家之变迁，区分为十。”接着按甲、乙、丙、丁、戊、巳（按当作己）庚、辛、壬、癸之序逐一罗列为：虞诗、五言滥觞、西汉诗、东汉诗、建安诗、魏诗、大康诗、永嘉迄江左诗、义熙元嘉诗、宋齐梁诗等。
（七）论诗大旨。分六目：诗之起源与功能；性情说；兼三反三；四五言利病；五言大家；诗之内容与形式。所谓兼三是指“赋、比、兴”兼用；反三是指“反用事、反说玄、反声病也”。其“反三”之说，为多数学者认可。
（八）《诗品》序次之错乱。此对序文、陶潜品第、同品先后及作者时代的错乱作了举证。其中有云：“今本《诗品》，陶潜列在中品，而《大平御览》所引，则在上品。”此承古《笺》说。然不实。详见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台湾省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专刊，1992年版）、王发国、曾明《水流花放，老树春深——
评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作者举正时代错乱亦本古《笺》。但如“梁陆厥”当作“齐陆厥”，二书皆未按。
（九）诗品中的故实。
（十）《诗品》之版本。
（十一）《诗品》之取材。其谓“夫有诗而后有诗选，有诗选而后有诗评。《诗品序》云：‘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下品》云：‘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矣。’”“则谢沈听撰，实记室取材所由。”可见，《诗品》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在前人所编诗歌总集的基础上写成的。
二、《集释》正文和《引用书目》
《集释》在前人研究《诗品》的基础上，广泛征引有关《诗品》研究成果达七种之多。它们是陈石遗《钟嵘诗品评议》、黄侃《诗品讲疏》、陈柱《诗品参平》、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许文雨《诗品释》、陈直《诗品约注》。是当时引用前人《诗品》研究成果最多的著作。这虽是《集释》体例的要求，但其博采众长的作法，和古直、许文雨拒绝陈延杰的态度相较，显得更有学者风度。不仅如此，《集释》还多次引述冯振等人及陈石遗《诗学概论》、叶瑛《谢灵运文学》、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等著作的相关说法，更丰富了《集释》的内容。而有的如《钟记室诗品评议》、《诗品参平》、《诗品约注》等，系未刊稿，则赖此书以存。《诗品下》“梁晋陵令孙察”，陈《注》、古《笺》、许《疏》于孙察皆不能按。《集释》引《约注》：“《梁书?孙谦传》：‘从子廉，历御史中丞、晋陵、吴兴太守。’孙廉当即孙察。《梁书》为唐姚思廉撰，思廉为陈吏部尚书姚察之子，思廉避父讳。廉、察义近，故易作廉。李延寿《南史》又因姚书而作廉也。”此注虽非定谳，却聊胜于无，可备一说。考姚思廉所撰之《梁书》确有避父讳“察”字之处。《梁书?刘孝绰传》“先圣以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云：“二语见《论语》（按：《卫灵公》篇），两察字各本皆作监，此姚思廉避家讳改。今改回。”即是其证。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所录的出自姚思廉《梁书》的刘孝绰之《谢东宫表》中的两察字仍作监字，亦可证中华书局《校勘记》说之确。又陈垣《史讳举例》第十一《避讳改经传文例》亦云：“《梁书?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渝。’此引《论语》，改察为监，姚思廉避其家讳也。”以被例此，姚思廉于孙察也当避家讳而改字了。古代避讳，或用音同、音近字代所讳字，或以同义、近义字代所讳字。姚思廉为避父讳而改“察”为“监”或“廉”，即用后者。“监”有“察”义。《方言》十二、《国语?周语》“使监谤者”及“后稷监之”。韦昭《注》、《汉书?韦玄成传》：“天子我监。”颜师古《注》皆云：“监，察也。”“廉”，亦可训“察”。《管子?正世》：“人君不廉树而变。”房玄龄《注》、《汉书?何武传》：“武使从事廉得其罪。”颜师古《注》、《后汉书?鲁恭传》：“亲往廉之。”《第五种传》：“廉察灾害。”《杨彪传》：“使廉知其状。”《华佗传》：“使人廉之。”李贤《注》皆云：“廉，察也。”又姚思廉在《梁书》中为避父讳，有时改察为监，有时又改察为廉，究其改字不一之由，盖由语言环境不同而有异也。说《梁书》之孙廉即《诗品》之孙察，还因二人之事迹颇有同者。以仕履言，《诗品》之孙察曾任晋陵令，而《梁书》之孙廉亦曾为晋陵大守；以出身言，《诗品》云孙察“最幽微”，陈学士《吟窗杂录本》作“孤微”，显指门第寒微，出身低贱；《梁书》谓孙廉之家亦甚孤贫，其从父孙谦曾客居历阳，“躬耕以养弟妹”（见《梁书?孙谦传》）。由此可知，《集释》引录《约注》（未刊稿，已佚）孙察即孙廉之说，不为无据。孙廉生平，《南史?孙谦传》比《梁书》所载为详，但末列孙廉子嗣。孙廉有子曰孙抱，事见《南史?文学?卞彬传》。孙廉籍里、时代，亦可略考。《卞彬传》云：“（孙）抱，东莞人，父（孙）廉。”只言郡望。而《梁书?孙谦传》云：“孙谦，东莞莒人也。”言及县籍。则孙廉当和孙谦一样，皆为东莞莒人。永嘉之乱，向南迁移，客居历阳。孙廉卒年，殆和沈约差不多，约在梁天监十二年（513年）左右。
不过，《集释》在引录这些未刊稿时，由于未作说明是未刊稿，故使后人产生误会，以为确有此书出版。如陈直《诗品约注》，当时仅是手稿而被《集释》引录，后来因为兵乱，连手稿也散佚了。可是，后来的一些著作如台湾省汪中《诗品注》（台湾正中书局1969年初版）、梅运生《钟嵘和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萧华荣《诗品注译》（与周伟民《文赋注译》合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曹旭《钟嵘诗品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89年第11期）、《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等，即因《集释》的引录而误认陈直有《诗品约注》付梓。另外，如黄侃未刊稿《诗品讲疏》也只散见于《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中。《集释》引录《讲疏》语时未说明其所从出，不合引录规范。此外，书目还对颜之推的时代作了误录。
《集释》自按注语，亦颇有创见。今举数例。
（一）《诗品下》评阮禹、欧阳建等七人诗有云：“元瑜、坚石七君诗，并平典，不失古体。大检似，而二君为优矣。”对评语中的“大检似”，陈《注》云；“余藏明抄本《诗品》，‘大检似’作‘大抵相似’”；古《笺》、许《疏》无说。《集释》在无旧注可集的情况下，自按云：“犹言大较一揆。《吴志?步骘传》：‘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奋威，此五君者，虽德实有差，轻重不同，至于趋合，大检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此按甚确。它为准确解释“大检”一词提供了语源。后之注《诗品》者，凡取《集释》此说者，皆能得其正解；反之，则误。如建国以后中国大陆最早出版的三种新的《诗品》注本就可为证。萧华荣《诗品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云：“大检似，明《吟窗杂录》本作大抵相似”；向长青《钟嵘诗品注释》（齐鲁书社1986年版）亦云：“大检似，疑有脱误，或系指大体相似”；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则引《步骘传》以作注云：“大检似，大致相似。大检，即大抵、大略、大致，六朝用语。”比较三者，吕说显得更为有据。《三国志?吴志?步骘传》所载品评顾豫章五君之语，乃见于钟嵘同郡前辈颍川周昭所著之书，钟嵘在此用“大检”、“七君”等语汇评诗，正是仿同郡前辈周昭评人之法。“大检”—词，亦见于明顾起纶《国雅品》。其评汪忠勤诗即云：“词新调间，不失唐人大检。”顾氏所言之“大检”，即与《步骘传》、《诗品》的用意同。此也可证“大检”可通，非有脱误，不烦校改（参见王发国《诗品考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二）《集释》于《诗品序》：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两句，有三条注释：一是“庸音”下引冯振云：“按陆机《文赋》‘放庸音以足曲’”；二是“杂体”下自按云：“皮日休《杂体诗序》‘近代作杂体，唯《刘宾客集》中有回文、离合、双声、叠韵”；三是“各各为容”下自按云：
“《梁书》本传作各为家法。”三条注文，均是创获。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即引《集释》所录冯振说以笺“庸音”语源。而《诗品考索》亦在后二条注的启示下写出了富于创意的条文。《考索》略云：按杂体，在六朝隋唐专指回文、离合、双声、叠韵等以游戏为目的的诗体。此见皮日休《杂体诗序》。其后，胡应鳞《诗薮》、毛先舒《诗辨坻》、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也持这种看法。据粗略统计，盖在魏晋六朝属杂体者共有四十余种。它们是离合、回文、双声、叠韵、五平、五仄、建除、集句、字谜、人姓名、鸟兽名、树名、草名、宫殿名、屋名、门名、车名、船名、郡县名、县名、州郡名、药名、针穴名、卦名、山卦名、龟兆名、相名、歌曲名、星名从军，小言、大言、细言、大垂手、小垂手、数名、四色、五杂俎、五字叠韵、六亿、六府、六甲、八音、八咏、十喻、十空、十二属等。又按：当时不仅诗体丛杂，就是书体、画体也极为繁乱。庾元威《论书》云：“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崇仿，家藏纸贵，……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体，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今所不取。余经为正阶侯书十牒屏风作百体，间以彩墨。……其百体者：悬针书，……反左书等。及宋中庶宗炳出九体书，……此九法极真草书之次第焉。删舍之外，所存犹一百二十体。”《论书》又云：“宗炳又造画，瑞应图，千古卓绝。……杂体既资于画，所以附于书末。”
（三）《集释》于《诗品下》“齐端溪令卞录”下云：“《隋书?经籍志》：‘齐前军参军虞羲集下注：《卞录集》十六巷。’录、铄形近，疑误”。按：引文之《卞录集》，《隋志》原文作《卞铄集》，《集释》引误。虽然如此，其谓卞录当是卞铄之误，仍为多种注本采用。如吕德申《校释》、王叔岷《笺证稿》、王发国《诗品考索》、曹旭《诗品集注》等，皆是。《笺证稿》云：“按卞录当从《吟窗杂录》本作卞铄，录乃砾之形误。”而韩国李徽教《钟嵘诗品汇》注亦云：“似可从《吟窗杂录》本校‘录’作‘铄’为是。录、乐形近，故录误为铄欤？”《考索》为证成此说。
我们知道，衡量一种学术成果的重要标志，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什么，还在于它是否具有更深层次的启迪性和引导性。统观《集释》，虽然少有所列各条那样能给人以启迪的注文，但是，即使只有一条，也值得称道了。
当然，《集释》也有相当多的疏漏，需要补正。亦举数例。
（一）《集释》于诗品上“平原相陆机”条首句自按云：“《文心雕龙》、《金楼子》各皆曹陆连举，足证渊源。惟《梁书》齐《萧悫传》曰：‘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考《梁书》无《萧悫传》。萧悫事迹，略见于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和《北齐书?文苑传》。《文章篇》云：“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而《文苑传》亦云：“萧悫，字仁祖，梁上黄侯（萧）晔之子。天保（北齐文宣王高洋年号，凡二年，550-551年）中入国（指由梁入北齐），武平（北齐后主高纬年号，计二年，570-571年）中，太子洗马。”此外，《文苑传序》还说萧悫曾任齐州录事参军，后与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同入撰馆。在此两处记载萧悫事迹的文字中，均不见《集释》所引之文。引文初见《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七，谓出于《三国典略》。《三国典略》三十卷，唐丘悦撰，见《新唐书?艺文志》，亦见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诗薮?杂编》卷三和《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二。此三国，指江南、邺下、关中，非曰魏、蜀、吴（此为鱼豢之说）和拓拔魏、高齐、宇文周（此为胡应麟之说）也。因其书己佚，故不知真有此否？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九《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引此谓出于《三国典略》引邢子才语（《杜诗镜诠》亦有此说）。严可均《全北齐文》引此作《萧仁祖集序》，但不言所据。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论及此文，也不言其所从出。王利器《颜氏家训集释》（增补本）则谓见《御览》引《三国典略》邢劭语，而未言出于《萧仁祖集序》。今按：引文当出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刑劭集》著录的刑劭（字子才）《萧仁祖集序》（曹道衡先生说，刘跃进博士函示）。《集释》此误，为王叔岷《笺证稿》所承。
（二）《集释》于《诗品下》“梁步兵鲍行卿”条“行卿少年，甚擅风谣之美”下自按云：“《隋书?经籍志》：‘梁平北府长史《鲍泉集》一卷。诗今存九首，见丁福保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按：此注甚不可解。《诗品》所品评者为鲍行卿诗，而所引者为鲍泉集和鲍泉诗。《集释》盖认为鲍行卿即是鲍泉，否则，就是文不对题，二鲍相混了。和此误相同者是《导言》之（五）：“诗人之品第及其派别。”其谓“下品七十二人”之最后二人为“鲍泉、孙察”，亦把鲍行卿当成了鲍泉。其实，鲍行卿和鲍泉是两个人。《南史?鲍泉传》所附有《鲍行卿传》及行卿弟《鲍客卿传》即可为证。《南史?鲍行卿传》云：“鲍行卿以博学大才称，位后将军临川王录事兼中书舍人，迁步兵校尉。上《玉壁铭》，武帝发诏褒赏。好韵语，及拜步兵，面谢帝曰：‘作舍人，不免贫；得五校，实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仪》十三卷，《乘舆龙飞记》二卷。”鲍行卿籍里可考出。鲍行卿之所以和鲍泉同传，盖是同一族属之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中“何法盛《晋中兴书》”条云：“李延寿《南》、《北史》以祖孙父子族属合为一篇。”此可证鲍泉和鲍行卿为同一族属。凡同一旗属者，其籍里当同。《南史?鲍泉传》云：“鲍泉，字润岳，东海人，父几，字景玄，家贫。”则和鲍泉同一族属的鲍行卿，其籍里亦应为东海。不过，东海仅是鲍泉、鲍行卿的郡望，要知其县籍，还须考索。《隋书?鲍宏传》云：“鲍宏，东诲郯人也。父机，以才学知名，亭梁，官至治书侍御史。宏七岁而孤，为兄泉之所爱育。”传谓鲍宏父鲍机，即《南史?鲍泉传》所载之鲍几。“几”、“机”二字，古可通作。又《隋书》所载鲍宏之兄鲍泉之，即《南史》之鲍泉。东晋、南朝单名后面多加“之”字，而双名后之“之”字，又可省略（见《考索》第一章“宋参军戴凯”条》。据此，则鲍泉、鲍宏之父鲍几，便可写作鲍机；鲍宏之兄鲍泉，亦可写作鲍泉之。由于鲍宏、鲍泉是兄弟，则其县籍当同，都应是东海郯人。如此，则与他们同一族属的鲍行卿，其籍里也当是东海郯人。东海郯，在今山东省郯城县。鲍行卿，《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史作《乘舆龙飞记》、《皇室仪》（或《皇室书仪》）、及《宋春秋》（二十卷）时，作鲍衡卿。行、衡古今音同，可通作。陈垣《避讳学举例》卷七举《旧唐书?舒王谊传》所载为证。其云：建中三年，“以兵部侍郎萧复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元帅府统军长史。旧例有行军长史，以复父名衡，特更之”。《举例》按云：“由此可见当时‘衡’、‘行’二字音同，而今音则不尽相同也。”
（三）《集释》于《诗品序》“大明”下自按云：“宋武帝年号。”又在“泰始”下自按云：“宋废帝年号。”按：两注皆误。大明，宋孝武帝刘骏年号，凡八年(457-464)宋武帝刘裕年号仅有永初，计三年（420-422年）；宋武帝和宋孝武帝不可混同。泰始宋明帝年号，共七年（465-471年）。此误承陈《注》而来，汪中《诗品注》又承《集释》而误之。
（四）《集释》于《诗品中》“宋法曹参军谢惠连”下引古《笺》、陈《注》、许《释》云：“《宋书》曰：‘……年三十七卒。’”按：此为以讹传讹之例。《宋书?谢惠连传》云：“（元嘉）十年卒，时年二十七。既早亡，且轻薄多尤累，故官位不显，无子。”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云：“十年卒，年二十七；二十七，各本并作三十七。据《文选?雪赋》注引《宋书》改。按惠连父谢方明任会稽郡在景平（423-424年）末，以元嘉三年（426年）卒官。又《谢灵运传》载：元嘉初，何长瑜在会稽教惠连读书，则惠连是时当不出二十岁。至元嘉十年，惠连卒，时年当二十七岁，故称‘早亡’。”此说极是。如此，则谢惠连的生卒当为义熙三年（407年）至元嘉十年（433年），享年二十有七。《集释》引古《笺》谓惠连“年三十七卒”，则其当生于隆安元年（397年）。然隆安元年，惠连之父谢方明还未议婚呢《宋书?谢方明传》云：“元兴元年，桓玄克京邑，丹阳尹卞范之势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书吏部郎王腾譬说备至，方明终不回。”元兴元年为402年，《传》言惠连父方明此时尚在议婚，其子惠连何能生于前此六年的义熙三年（397年）呢？将惠连享年误作三十七者还有汪中《诗品注》、向长青《诗品注释》、徐达《诗品全译》等。另外，王世贞《艺苑卮言》、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杨生枝《乐府诗史》、曹道衡《从雪赋、月赋看南朝文风之流变》等，误与此同。需要说明的是，《集释》所引陈《注》的人民文学出版杜1961年修订本己作了改正。
《集释》讹传还有不少，此不备述。读者当仔细分辨，以免再次传讹。
《五》《集释》以《历代诗话》本为底本，有时又参校《全梁文》本。对此，陈庆浩云：“校勘粗略，错字特多，又上品阮籍评语，数句倒置，不堪卒读，实为一极坏本子。”此评有些过分，今所见本，并未见有倒置。不过，其原文和注释的错字很多，却是真的。读者于此，亦不可粗心大意。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马加因
＠②原字山加元
＠③原字礻加石<B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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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郁达夫的自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元好问评李商隐，诗曰：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以之评论郁达夫的诗也是合适的，李商隐和郁达夫诗共有的特点就是格律的自如和用典的潇洒，这种特性或谓“西昆体”。
所谓西昆体，是北宋初年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创造的一种写诗的体裁，这一体裁的特点是以摭zhí拾古人的故事和佳词为能，在音律谐美、词采精丽之余更主张意旨幽深。杨亿等人是一群编书者，典故的集粹是职业的偏爱，所作所为倒也是自得其乐。西昆体为后世效仿，成就文化传统性的张扬，无典不成句，难吟不成诗，诗品愈高成为文人的追求，郁达夫即是个中人。
在《论语泰伯》中，子曰：“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诗、礼、乐都是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兴、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循序渐进，也是人之性从自由向自在完善的过程。进一步说，“诗”是生命内涵的揭示，“礼”是逐渐形成的社会规范，“乐”是传播手段即赞育化之，一个成功的社会形态，是大众愉快地接受合理的规范。中国的诗词是文与质的统一，能够达于高度统一，即达于传神水平的诗作并不多，这样的诗人更是凤毛麟角，在近代诗人中，郁达夫或有一席之地。
评析郁达夫诗是要看诗的两类标准：诗的格律，诗的用典。
诗的格律有其积极的意义，它服务于诗的文采，即可吟可咏。唐初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制定的格律本来就是为了纠正前期诗坛的鱼龙混杂。
诗的用典是中国文化精华的运作。人有智愚，业有所分，典故的运用需要厚重的文化底蕴，并不是大众所能达到的，但是诗人对于文化精华的揭示却能够服务于大众，启示民智。
读郁达夫诗，感觉到社会文化的运作方式，这种运作方式应该如同孟子所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精英文化改变的是民粹文化的肤浅与惰性。
6、寄曼陀长兄 （作于留日期间）
悔将词赋学陈琳，销尽中原万里心。书剑飘零伤白也，英雄潦倒感黄金。
三年铅椠貂裘敝，一服参苓痼疾深。闻说求田君意定，富春江上欲相寻。
椠 （槧） qiàn 古代以木削成用作书写的版片。 简札，书信。 书的刻本：椠本。古椠。宋椠。
评析：
郁达夫之兄名华字庆运，号曼陀，有《静远堂诗》传世。
首句，诗人怀有深厚的故国情怀，沉重的责任感迫使他关心如焚，不免大呼，我为什么要学陈琳，我为什么要为中原板荡焦虑不安？
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曾任大将军何进主簿，后依附袁绍，再归曹操，以善拟章表书记著称于世。刘鳃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陈琳文章“符檄擅声”，在《檄移》中说“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更”，在《章表》中说“琳、禹章表，有誉当时”。能够得到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文论家刘鳃的如此评价，陈琳文笔踔厉风发，振聋发聩而动人心旌之力道可见一斑。但是陈琳生也失意，命也坎坷，温庭筠《过陈琳墓》云：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陈琳如此，温庭筠如此，郁达夫也是如此，乱世之中一介书生的悲剧人生令人嗟叹。
次句，诗人感慨，在这混乱的年代，即使满腹才华也只能飘零流落，如同大诗人李白一样忧伤；即使志大才雄，也只能如同黄金散落荒域。所谓“白也”即李白也，出自杜甫诗“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黄金”出自陈子昂诗：“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域。”（《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
三句，诗人惨淡于三年的读书生活已经穷困潦倒，更何妨疾病缠身痼疾难消。
尾句，听说兄长有归隐田园的意思，太好了，回国后我一定到你那里去，一起在富春江边垂钓。富春江是东汉严光隐居所在，唐人汪遵有诗《严陵台》：
一钓凄凉在杳冥故人飞诏入山扃。终将宠辱轻轩冕，高卧五云为客星。
扃 jiōng 从外面关门的闩、钩等：扃键（锁钥）。 上闩，关门：和门昼扃。门户：步于山扃。
当然郁氏兄弟是不可能有严光的潇洒，因为他们没有汉光武刘秀这样的同学。兄弟俩先后死于日寇之手，他们所处的时代较之于陈琳、严光时代更加残酷。
简说：
一钓凄凉在杳冥①，故人飞诏②入山扃③。
终将宠辱轻轩冕④， 高卧五云为客星⑤。
注释
①一钓凄凉在杳冥：东汉建立后，隐士严光不肯致仕，躲到富春江去钓鱼隐居。
②故人飞诏：严光的老朋友光武帝刘秀曾经多次派人去请他做官，但都被拒绝了。
③山扃：扃：窗户。这里指代严光隐居的富春山。
④轩冕：轩：车，冕：官帽。指代官爵。
⑤客星：，指严子陵“以足加帝腹”的故事，后用来指代隐士。
格律
平仄平平仄仄平 仄平平仄仄平仄
平平平仄平平仄 平仄仄平仄仄平
作者简介
汪遵（约唐僖宗乾符年即公元877年前后在世），字不详，宣州泾县人。（唐诗纪事作宣城人。此从《唐才子传》），生卒年均不详，约前后在世。初为小吏。家贫，借人书，昼夜苦读。工为绝诗。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擢进士第。遵诗有集《唐才子传》传世。
他的诗绝大部分是怀古诗,有的是对历史上卓越人物的歌颂；有的是借历史人物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情绪；有的是歌颂历史上的兴亡故事来警告当时的统治者；有的直接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这些诗都有一定的思想意义。
《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第602卷）。
相关资料
严光独钓富春江
严光(生卒年未详)，本姓庄，后人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其姓，一名遵，字子陵，余姚人。少有高名，与刘秀同游学。东汉建武元年(25)，刘秀即位为光武帝，严光乃隐名换姓，避至他乡。刘秀思贤念旧，令绘形貌寻访。齐的地方报称有一男子披着羊裘在泽中垂钓，帝疑是严光，即遣使备车，三聘而始至京都洛阳。时故人侯霸任司徒，遣使问候，光口授使者：“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刘秀至馆所看望，光卧着不起。帝抚光腹说，咄咄子陵，为何不肯相助?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答，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刘秀上车叹息而去。后复请他入宫论道旧故，因共偃卧。相传严光以足加帝腹上，次日太史官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着说，这是我与故人子陵共卧耳。授谏议大夫，不从，归隐富春山(今桐庐县境内)耕读垂钓。建武十七年(41)复特征，仍不就。有《刘秀与严子陵书》传世，曰：“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所敢望。”后归故里，80岁卒于家。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墓在陈山(客星山)。严光以“高风亮节”名闻后世，北宋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桐庐县有严子陵钓台，余姚有严子陵祠、客星山、客星桥、客星庵、高风亭、“高风千古”石牌坊、故里碑亭、子陵亭等遗迹、纪念物。
具体故事
严子陵原姓庄，后人因避明帝讳改姓严。名遵，字子陵。今横河镇陈山人。年轻时就很有名望，后来游学长安时，结识了刘秀和侯霸等人。
公元8年，王莽称帝，法令苛细，徭役繁重，吏治腐败，民怨沸腾。王莽为笼络人心，曾广招天下才士。侯霸趁机出来做官了，刘秀却参加了绿林起义军，决心推翻王莽政权。严子陵当时也多次接到王莽的邀聘，但他均不为所动，最后索性隐名换姓，避居僻乡，彻底摆脱了王莽的羁绊。
公元25年，刘秀终于击败王莽，在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当上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光武帝。他登基后，思贤若渴，到处寻找严子陵。几年后，得知严子陵披着羊皮隐居在齐国某个地方钓鱼，便立即派人带了聘礼，备了车子去请，一连请了三次，并亲自致书云：“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疮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所敢望。”严子陵实在推诿不过去了，才终于来到了洛阳。
这时，侯霸已经当上了刘秀的丞相。原来他在王莽失势时，便及时转舵，向起义军靠拢，以后凭着有一定能力，一步步爬了上来。他深知刘秀十分器重严子陵，所以一听到严子陵来了，不敢怠慢，马上派人携书问候。严子陵却对侯霸那种追名逐利、一味投机的行为十分鄙视，看了侯霸的信后，也不愿回信，只让来人带了两句话去，说是“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侯霸认为这是挖他的疮疤，心中十分不满，从此便想方设法要把严子陵撵出洛阳去。严子陵则因为看到侯霸这样的人居然当了丞相，也就不愿再在洛阳呆下去，每天只在宾馆里睡大觉，等待回家。甚至当光武帝刘秀亲自来看望他，他也闭着眼睛，不理不睬。刘秀知道这位老友性情高洁、孤介，便抚着他说：“子陵呀子陵，你到底为啥不肯出来辅助我治理国家呢？”严子陵突然睁开眼来，盯着刘秀说：“唐、尧得天下，是因为德行远闻，才使隐者洗耳。你何必苦苦逼我呢！”刘秀见一时说服不了他，只得叹息着登车回宫去了。
过几天，刘秀又将严子陵请到宫中，与他谈论旧事，谈得十分投机。晚上，还与严子陵同榻而卧。严子陵在睡梦中把脚搁到他的肚皮上，他也毫不介意。不料此事被侯霸知道了，他便在第二天叫太史官上奏，说是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想以此引起光武帝对严子陵的猜忌。刘秀听了却哈哈大笑，说：“这是我和子陵同睡啊，没事！”然而严子陵却料定其中必有缘故，他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小人的倾轧，官场的险恶，便执意不肯再在洛阳留下去了。当刘秀还想要他做谏议大夫时，他终于不辞而行，悄然离去，隐居于富春山下。那里有个“严陵濑”，据说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曾再一次征召严子陵，严子陵也再一次地拒绝了，并索性回到故里陈山隐居起来，没过几年，便老死在这里，享年80。
严子陵的人品确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直到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在严陵濑旁建了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才以“高风亮节”闻于天下。南宋嘉定年间，陈山严子陵墓旁也建起了高风阁，后来还办了个高节书院，今均早已湮没，只剩下一块墓碑，还保存在峙山公园里。
郑笺
宋 李龙高
老郑东都一钜儒，未知柟树与梅殊。
平生博识犹如此，何况儿曹不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