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四目《秦》总第五十一回楚汉相争（上）

第五十一回    楚汉相争（上）

   有朋友感叹到，刘邦入汉中时不过几万人，这么快就可以分兵出击了。真要说起来，除了刘邦善收民心以外，更要感谢项羽的帮助。在秦人看来，项羽所立的那三个关中之王，不仅断送了秦人的江山，更白白牺牲了二十万关中子弟的性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帝国还留有眷恋的贵族官史，还是普通百姓，都无法认同这几个“卖国求荣”的乡党。正是在这种“宁赠外邦，不与家奴”的心态支配下，刘邦这个示恩于前的外来和尚，很快便成为了关中之主，并如滚雪球般的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关中之地站稳了脚跟的刘邦，也因此有了和项羽PK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看到这种希望的，并非是刘邦一个人，那些还在政治归属上有所疑虑的精英们，也同样看到了刘邦的潜力。因此刘邦在遣军出武关，“收复”南阳时，并没有遇到阻力。很快，随着刘邦的兵锋所至，这个不久之前刚刚归附过刘邦的板块，又倒向了刘邦。
如果从战略上来看，刘邦的出武关的这支先锋军（将领薛欧、王吸），在占据南阳之后，需要思考下一步的行进方向了。继续向东，穿越方城夏道攻入中原是一条路；向南沿大洪山两侧，攻入江汉平原也是一种选择。从战略选择来看，前一个方案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在南面的长江一线，有项羽所分封的两个亲信：衡山王、临江王。也就是说，如果汉军继续东征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被还击的楚军，切断后路。
不过这支汉军，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东征。原因就是，刘邦的家属还在沛县，刘邦希望这次快速部队，能够在项羽做出反应之前，抢先将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吕后）接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刘邦刚刚攻占了咸阳，就迫不及待的派军出武关的重要原因。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存有私心的理由，但在家、国一体的华夏文化中，这种家事其实也是公事了。如果你的家人落在对手手中的话，很难说不对自己下一步的走向，造成影响。除非你是个什么都放的下的人（最起码要让你的对手这样认为）。有这种性格的人，根据所处的环境不同，有时会被人看作英雄，有时则被认为是流氓。根据刘邦后来的表现来看，很显然，他就是这种人。
除非形势所逼，一股是没有人愿意做这种英雄，或者耍这种流氓的。因此在尚存一线机会的时候，刘邦还是让自己的这支先锋军，尽快向沛县方向前进。问题是作为一支军队来说，你的行进速度是很难超过传递消息的信使的。所以在汉军突入中原，渡过鸿沟，进达鸿沟以东的“阳夏”（今河南太康县）时，项羽的阻击部队也已经到达了。这一点其实也在预料之中的，毕竟汉军现在已经进入到项羽的自留地——西楚的领地了。既然对手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这去快速前进，后方不稳的部队，也就失去机会了。
很多人在奇怪，在刘邦回师关中，攻城掠地的时候，项羽和他的主力在干嘛？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项羽现在的注意力，正集中在齐地之上。那个没有得到分封的“齐王”田荣，不仅自立为王，还一面帮助陈余在赵国重新洗牌；一面扶植那个在政治上，一直呈观望态度的名将“彭越”，在中原腹地捣乱。相比于西线的动荡，项羽更关心自己领地是否安全。这并不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毕竟如果项羽的根基之地都还没有稳定的话，也很难集中兵力西进，反击刘邦。对自己的军事天才和实力非常自信的项羽，有理由相信，如果他能够把关东这些反叛的诸侯搞掂，那么那些首鼠两端，顺风倒向刘邦的诸侯们，一定会又一次转变风向。
当然，这并不代表项羽就对刘邦在西线的扩张坐视不管了，派军在阳夏阻击汉军，是项羽作出的第一反应。另一项决定，就是恢复韩国，让这个注定要成为楚汉博弈焦点的板块，去迟滞刘邦的进攻。放那个与刘邦有深交的韩王“成”，回去组织反击，自然是不可能的，真要去了，等于是为刘邦作嫁衣（所以韩王成也没有活下来的理由了）。项羽所委任的新韩王，叫作“昌”，在项氏家族起兵之时，这位新任韩王是江东吴县（苏州）的县令。就象刘邦所派遣的两位先锋，也是和自己一起起家的老乡一样，在华夏文化中，以乡土为纽带的关系，其稳定性应该仅次于血缘关系。

    附：楚汉相争之刘邦一二次东征示意图

    刘邦派出武关的这支先锋部队，所执行的只是一项战术任务（接刘邦家属），所以于刘邦所领导的汉军来说，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东征。这时的刘邦，主要注意力还在于清剿三秦的残余的势力。基于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原因，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快的。从刘邦出陈仓道，返回关中，到完全占据关中之地，也不过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项羽阻击汉军先遣部队，并另立韩王以为缓冲之时，刘邦也已经做好了主力东征的战术准备了。现在的刘邦，已经和当日入秦时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的他，还是以一个没有根基之地的反叛者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现在，他已经拥有了秦人籍以发家的关中、汉中、巴蜀之地。要知道，秦人完成这个整合，足足花了数百年时间，而刘邦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既然有了这样好的基础，刘邦并没有再尝试从武关道，绕南阳入中原的路线。相比于崤函通道这条“正路”，这条路线更象是一条用来投机的偏门。已经在政治号召力上，对自己颇有信心的刘邦，需要从正面出击一次，以验证自己的实力，是否已经可以和项羽PK了。和项羽在战争之后再以军功论功行赏不同，刘邦的做法要更为巧妙，涉及的层面也更广。具体的做法就是：“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带领一郡或一万人的军队，归降汉军，那么你就可以在新的体系里，受封“万户侯”。而如果那些位列项羽十八诸侯之列的“王”，能够背楚归汉的话，也同样能够保有他们的爵位。这种即保护了已得利益者的权益，又切出蛋糕，重新洗牌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当然，如果刘邦只是个偏安汉中的诸侯，他的这种承诺自然只会被看作画饼。但现在，一方面是项羽在东线遇到了大麻烦；另一方面刘邦在西线，又声势日隆。势必会些骑墙派，会改变自己的政治选择。
刘邦在政治上的战术，很明显的收到了效果。在他率主力出函谷关，过“陕”地，进行第一次东征之时，项羽分封在洛阳盆地的“河南王”很快倒向了汉军阵营。当然，也并是所有人，都会愿意接过刘邦所抛过来的橄榄枝，那位受项羽委托，控制韩地的新韩王“昌”，就忠实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他看来，如果不是项羽的支持，自己是无论如何不会空降得到韩王这个位置的。基于刘邦与韩人的亲密关系（想想张良会不会认他），这位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韩王，是很难在新体系里保住自己的王位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协助项羽，抵御住汉军的进攻。
尽管必须就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韩地的问题了。但从战略战术上来看，新韩王的赢面都很小。一方面刘邦在韩地的声望本来就很高，他很难得到韩地民军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已经如滚雪球般壮大的汉军，已经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应对韩国的阻击了。最终为刘邦解决掉韩国的，是汉军体系中最知名的军事天才“韩信”，而在处置这块“兵家必争”之地的方法上，刘邦和项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同样也扶植了一位新的韩王，以为汉军前驱。基于同样的理由，刘邦相信这位系出汉系的韩王，应该会为了自己的王位，拼死与楚军对抗的。
需要注意的是，刘邦所新立的这位韩王，也叫“信”。也就是说，他和为汉军攻取韩地的大将“韩信”，可以说是同名，这也算是一种奇妙的巧合吧（历史上为了区别，称之为“韩王信”）。如果在项羽的分封原则下，有军功的韩信，很有可能就是新“韩王”的。而在刘邦的思维里，政治因素会更优先考虑。作为韩国王室的直系子孙，韩王信目前会更适合为刘邦整合韩地。当然，这并不代表刘邦会忽视军功，只是没有将之与战争的结果，直接挂钩罢了。
现在的刘邦，除了控制了秦地，也完全控制了韩地。如果他再继续往前走的话，就马上会进入中原腹的地“梁地”了（放弃河东之地后的魏国之地）。不过这也意味着失败的风险越来越大了。一方面，梁地目前是项羽的直属之地，进入梁地之后，刘邦的政治诱惑手段，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了。而在军事上，刘邦还没有把握能够胜过项羽。要知道，楚军现在只是在东线，被那些反叛的诸侯所缠住，并没有遭受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刘邦踌躇不前，是可以理解的。最好选择是，静观其变，看看项羽在东线的战况，再决定下一步的战略（是步步为营，还是乘胜追击）。
另一个方面则是战略上的问题，作为形胜甲天下的洛阳盆地来说，刘邦还是有把握能够守住的。但一旦进入中原之地，你就会发现很有可能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了。除掉要防御东、南方向，来自楚地的军事压力以外，黄河以北，被项羽分封在河内之地的“殷王”，更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这位司马迁的祖先，对项羽的忠诚度，早在刘邦试图通过洛阳，攻入关中时就已经领教过了。事实上河内之地的战略威胁还不是最致命的，在关中的旁边，还有一块更为重要的板块，能够直接威胁刘邦刚刚打下的根据地。这个板块，就是与关中一河之隔的山西高原，而受封控制这个板块的核心：河东之地的，就是那位不得不在封号前，加上一个“西”字的“西魏王”（魏豹）。秦晋之间微妙的地缘关系，使得刘邦只有在收服了西魏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去入主中原，挑战项羽的霸主地位。这一点，当年的秦人在“崤之战”之后，就已经清楚了。

    在解决河东的问题之前，刘邦先要在政治上树起自己的大旗来。既然项羽将他封为“汉王”，那么“汉”这块招牌，刘邦也就欣然接受了。不过现在的“汉”，已经不是困在汉中的“汉”了。第一次东征回来之后的刘邦，已经充分相信自己成为秦地新的主人了。为了巩固这种结果，他甚至把之间的皇家园林，都开放给了民众去耕种。而换来的结果，就是可以毫无阻力的，将“秦地”变身为“汉地”（政治上的象征，就是“易社稷”）。
对于刘邦的迅速崛起，项羽暂时还没有时间重点关注，因为东线现在的状况还是一团糟。可以说，除了楚地以外，燕、赵、梁、齐几地都出状况了（具体出了什么状况，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就项羽来说，刘邦就算打过来，也还得一段时间，但对于和关中一河之隔的“河东”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可以肯定的是，刘邦紧接着的目标，就会是河东。而对于河东的西魏王（魏豹）来说，他可以选择象韩王昌那样，忠于项羽；也可以选择象河南王那样，顺势倒向刘邦。
在项羽的分封体系中，一部分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亲信，如韩王昌、殷王昂，楚地那三个王；另一部分在张楚时代受封的“王”（包括他们的继承者），则是属于被边缘化的。而这部分人，也是最有可能背叛项羽的。很显然，魏豹就是属于后者。如果不是魏在中原的领地，被项羽直辖了，也许现在的他已经加入叛乱者的行列了。既然现在有机会，站在刘邦的大旗下出这口恶气，那么西魏也就没有理由，为项羽做炮灰了。因此在刘邦率军渡过黄河，进入河东之后，西魏很快便加入了汉军阵营。
当你在政治上得势时，总是能够事半功倍的。西魏的归附，加快了刘邦的东进步伐。而按照顺序，汉军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河内的“殷王”了。从最初的部署来看，司马迁的这位祖先，就是为了防备西魏的变数的。尽管我们说，项羽这些分封，在战略上很有问题。不过以他对这些诸侯的了解，所做的这些平衡之策，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最起码，殷王在面对汉军的攻击时，就没有顺风倒，而是忠实的履行了他的职责。
依汉军现在的实力而言，殷王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唯一的作用，就是支撑住，等待楚军主力的支援。只是现在的项羽，正在齐地收拾那个最不听话的齐王“田荣”，并没有时间来支援河内。在这种情况下，河内也很快成为了刘邦的属地。而那位殷王，在被俘之后也成为了识时务的俊杰。在我们这些看客眼里，这些不时转变风向的“诸侯”，似乎很让人不齿。但身处在这样的乱世，大家本来也就是谋个富贵。既然没有称霸天下的能力，那么找个靠谱的靠山也属正常。特别是在旧有的国家认同体系已经消失，而新的体系又未建立的时候。这种政治上的变化，并不会让人有太多负罪感。
和攻取韩地之后，就开始后撤，避免过于突前一样，在攻取河内之后，刘邦也没有继续向北攻击赵地。事实上他有足够的理由攻击赵地的，因为那位被原本被分封在赵国核心区的常山王“张耳”，已经被赶出了赵地（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投奔了势头正盛的刘邦。有了这个带路党（并且带出了自己的军队），刘邦攻取赵地的把握还是很大的。不过现的赵地的情况比较微妙，因为赵地的变故，同样也是在打破项羽的分封体系。也就是说，赵地现在所服从的并不是项羽的号令。敌人的敌人就算不是朋友，暂时也没有必要针对，否则项羽倒是很高兴看到大家拼的你死我活。
有鉴于此，在攻取河内之后，刘邦在黄河以北的军事目的，暂时也就达到了。接下来的汉军，并没有必要再退回关中去，因为河内，包括太原盆地、上党高地，现在都已经是刘邦的控制区了。象当年从关中走出来的周人一样，两侧安全的刘邦，也可以把自己继续东征的基地，设在洛阳盆地了。
当刘邦南渡黄河，到达洛阳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而这个消息，足以让他在楚汉相争的博弈中，占据政治上的制高点。这个消息就是，项羽谋杀了“义帝”。从项羽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杀掉义帝，固然是怕这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落到刘邦手中。如果那样的话，项羽在政治上就成为反叛者了。虽然对于项羽来说，他从来就只相信实力。但考虑到义帝在楚地的影响力，这个风险还是不能冒。只是项羽没有想明白一点，那就是一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并不仅仅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才能发挥。有时候死人，可以比活人发挥更大的作用。最起码想利用他的人，不怕他站出来反对。最近的案例，就是陈胜利用扶苏、项燕之名起兵。
在刘邦看来，项羽除掉义帝，比他把义帝接过去“奉天子以令诸侯”，要为有利。这样的话，将来“平叛”之后，就不用考虑自己怎么上位的问题了。要知道，后来的曹操，可是为这个问题头痛了半辈子。至于说义帝这块招牌，自然还是同样可以用的。在树起为义帝复仇平叛这杆大旗之后，刘邦和他的军队，终于从洛阳出发，开始向西楚的纵深挺进。楚汉之间的直接对决，也拉正式拉开发序幕。

    在洛阳誓师出征的刘邦，现在可以说是兵强马壮。算下来，三秦（雍、塞、翟）、西魏、河南、殷、韩、常山，这八个诸侯的军队都已经归附了汉军，加上刘邦自己，无论从控制的地区，还是实力来看，都算得上是得天下之半了。更何况剩下的那一半中，又有一半已经脱离了项羽的控制，特别是离心力最强的齐国，正在和项羽下面PK中。有了这么大的本钱，刘邦终于敢把楚地的政治中心——彭城，定为主攻目标了。有了为义帝复仇这杆大旗，刘邦有理由相信，楚地的民心，已经不再是项羽的基础了。
估计连刘邦自己都没有想到，反楚联盟的军队，会那么快的攻入彭城。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项羽的他的主力，还在齐地纠缠。其实本来项羽已经依靠他的军事才能，解决了齐地的问题。在击败齐王田荣之后，齐地各处的叛乱者们，慑于项羽的兵威，很快便又归附了西楚。就连田荣本人，也是在逃亡之后，被齐人自己杀了，献于项羽。
在田荣起兵反楚之后，项羽所封的三个王，都已经或杀或逐。也就是说田荣已经重新成为齐地唯一的王，而干掉田荣之后的项羽，也便有了机会借机重新布局齐地。事实上，如果项羽有足够的政治头脑的话，田荣的造反，等于是在帮他的忙。因为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的王朝，那些因功而封的异姓王，是迟早要被消灭的。这一点，后来的刘邦和诸多王朝的开创者，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就算没有想法，用郡县制来将这个重要的边缘板块，顺势划为自己的直辖地。在齐地封建几个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新诸侯，也是一种过渡的方法。即使你认为，周人的分封制才是合理的方式。
很可惜，项羽并没有想那么多。重新收伏齐地的他，仍然依照“赏罚分明”的原则，用三光政策处罚了这片土地。如果说在战争状态下，这些无情的手段，起到了威慑效果，迫使那些还没有受到攻击的齐人投降的楚军，那在叛乱已平的情况下，再这样做，就只能把齐人重新逼入反叛者的行列了。说实话，这已经不是项羽第一次这样做了。对于他来说，破坏一个旧世界，比建设一个新世界，永远要更得心应手，也更能获得满足感。问题是，看穿项羽这种刚灭了火，又到处撒火种的做法，不足以成大事的，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后世的看客。那些身处当世的乱世英雄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这也造成了项羽一次又一次的，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又一次又一次的，面临政治上的背叛。
一般情况下，自己的大本营受到了攻击，大多数人会马上回师救援的。这也是“围魏救赵”战术，得以实施的前提。不过项羽却不是这么想的，在刘邦和他的联军开始东征时，他并没有争于回防，而是集中兵力攻击田荣。能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项羽对自己军事实力的自信。在他看来，只要手中有了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即使是被刘邦攻陷了都城，也很快能够夺回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项羽从齐地回军救援之后，楚汉两军终于在彭城西南的睢水河畔，展开了第一次决战。而战争的结果，以汉军大败而告终。也许汉军和依附于他的诸侯联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楚军，但战争从来不是单纯比拼数量。从军力来说，作为联军主力的汉军明显与楚军不在一个级别上。至于那些见风使舵的诸侯，你永远不能指望，在你处于下风时，他们会冲锋在前。于他们来说，已经在盘算，接下去如何向项羽解释他们的背叛行为了。
失败之后的刘邦，接下来只有向西退却这一条路了。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与项羽再战。无论是从战术，还是后勤保障来说，都不现实。但如果退到洛阳盆地及其以西的高地，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天时、地利、人和占尽的刘邦，有信心抵御住楚军的进攻，并蓄势再战。因此在自己当年驻军的“砀县”，收拢好残军之后，汉军开始穿越中原，向西撤退。
如果单纯的后撤，汉军还是有信心在楚军的追击之下，先跑回洛阳盆地，或者关中的。问题在于，刘邦的这次东征，可以说是集合了全部的力量，并没有在后方，部署好防御力量，来面对可能的失败。也就是说，要是让楚军这样尾随追击的话，乘胜追击的楚军，很可能顺势就攻入关中了。现在的刘邦，需要想一个办法来拖住楚军。以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在后撤之后，稳住阵脚，部署防线。
让楚军再一次被齐人绊住，是一个方案。刚才我们也说了，项羽在齐地的那些惩罚性行动，又一次把齐人逼入了反叛都的行列。就在他打败齐军主力的“城阳”（现属青岛辖），田氏三雄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田横”又一次的举起了王旗（只不过田横暂时没有称王，而是先立国荣之子为王），重新成为了项羽的心腹大患。问题在于，你并不能保证项羽就一定会回过头去，再征齐地。毕竟齐人的主力，刚刚被歼，齐地本身又被楚军三光了一番。以项羽“擒贼先擒王”，要打就打出头鸟的军事性格来看，这次他很有可能置齐地的叛乱而不顾，先把刘邦这个“穷寇”斩尽杀绝。
既然齐人未必能拖住楚军主力，那么刘邦需要另找一个盟友，来吸引项羽的注意力了。最终落入刘邦视线的人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人就是九江王黥布。作为项羽的亲信部将，也是项羽放在自己封地旁边，直接拱卫自己后方的楚地诸侯。在项羽军事上明显占优的情况下，说服他反戈一击，似乎是天方夜谈。但刘邦的确这样做了，并且成功了。

    以项羽对黥布的信任和重视程度来说，刘邦本来是不会有劝降他的想法的。之所以敢于派使者前去做说客，是因为黥布自己的表现，让刘邦看到了希望。在田荣占据齐地自立为齐王时，北上平叛的项羽，曾经征调黥布和他的军队，一同前往。不过黥布称病并没有北上，而是仅仅派了四千人马前去支援。这当然会让视其为心腹的项羽，感到不快。如果说，这次还可以有称病的理由，那么在汉军攻击彭城时，黥布仍然按兵不动，采取观望的态度，就无论如何过不了项羽那关了。事实上以当时天下又一次陷入动乱，而项羽又表现的只会打天下，不会治天下的，诸侯们心存骑墙的态度，是很正常的。在你无法判断对面来车的走向时，本能的反应就是站在原地不动。只不过在旁人看来，勇武的黥布，似乎不应该有这种首鼠两端的想法。
如果刘邦没有派说客，去对黔布晓以利害，相信黥布还会这样观望下去。而刘邦现在要做的，就是找破这种平衡，让黔布在关键时候倒向自己。很多人认为，说客的口才，是左右被说者决定的主要因素。其实说客们最主要做的，是把战略形势分析好，让对方自己做出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判断，至于语言技巧都在其次。总结下来，刘邦的使者，为黥布分析了如下的四条：一、项羽谋杀了义帝，已经失去了天下的民心（特别是楚地）。即使现在军事上再强大，也很难扭转负面形象；二、之前在楚、齐，楚汉战争中，坐山观虎斗的表现，已经足以让黥布失去项羽的信任了。如果项羽重新掌控了局势，那么对黥布的惩罚也是不可避免的（想想没有支援项梁的田荣的下场）；三、刘邦已经占据了西线最有防御力的地缘板块，虽然这一次东征失败，退了回去，但完全可以依托洛阳盆地一线的地形优势，关中、巴蜀的人力、物资资源，和项羽打持久战，并拖垮楚军。而楚军的根本在东楚之地，中间隔着人心尚未归附的梁地（魏地），相当于客地作战。更致命的是，赵、齐这些能够从侧后攻击楚军的国家，都已经反叛了项羽。如果战争真的变成持久战，显然对楚军是不利的。最后一条，应该也是最能打动黔布的，即使项羽这次能够战胜刘邦，其他诸侯也不会就此归顺。对项羽的恐惧，会驱使他们继续和楚军作战。在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下，项羽的实力再强，又能消耗多久呢（刚刚复叛的齐地，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些战略分析，与其说是为了说服黥布而做的，不如说是为楚、汉相争的走势，和项羽的结局做的。而这种客观的分析，也促使黥布作出了决定——叛楚归汉。不过对于黔布来说，他当然知道，如果现在举起反楚大旗的话，就是为刘邦当炮灰，也必将引来楚中主力的攻击。因此他希望归汉的归定，是项秘约。这显然并不能让刘邦满意，他在这个时候派出使者，去做黥布的工作，并不是为了将来自己在反攻时，有个见风使舵的“第五纵队”，从旁接应，而是要让黥布现在就拖住楚军主力，以为自己布防留出充足的时间。
要想打消黥布最后的犹豫，就是把让项羽知道他已经在政治上已经背叛了西楚。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因为这时的项羽，也同样希望黥布能摆明态度，派出主力共同追击汉军。而刘邦的使者所要做的，就是在黥布还想两面落好时，让楚使知道自己已经与黥布达成了协议。这种做法，就像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黔布心中最后一丝骑墙的幻想。为了不陷入被动，黥布别无选择的选择了渡过淮河，主动攻击项羽。如果说齐地，包括赵地现在的叛离，尚不足以动摇楚军乘胜追击汉军的决心，那么黔布的反叛，绝对算的上是后院起火了。即使单从军事上来看，项羽也没有信心，在南北两面都受到攻击的情况下，穿行八九百里，去攻击汉军。
既然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项羽下一步的计划也随之改变了。一方面他不得不分出主力，去淮南平叛；另一方面也需要拔除汉军留在砀县一带，负责阻击楚军追击的后卫部队（刘邦也不会把所有希望，寄托在黥布身上的）。而从刘邦的角度，也达到了迟滞楚军进攻的目的。顺利退回关中的刘邦，很快便利用起了项羽“留”给他的地缘优势，为即将到来的楚汉第二战役作准备。作为西属政权的第一关口，洛阳盆地与中原相交的“荥阳”、虎牢一线，自然是汉军的第一道防线。在洛阳盆地没有失守前，函谷关一线应该还有足够的时间，部署第二道防线。为了打赢这场关键战役，关中进行了全面战争动员，以增强荥阳防线的军力。事实上在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消耗后，关中的人力资源已经明显不足了。这次的动员，将之前不符合兵役要求的老弱全部征调了。至于蜀、汉（中）这两个项羽看不上眼的蛮荒之地，一如他们在秦国时的战略作用一样，为汉中的后勤补给，提供了有利的支撑。
从刘邦的角度看，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了。只是这场战争，虽然是他和项羽唱主角，但那些打酱油的诸侯们，也并非一点作用没有。就象黔布在关键时候的反戈一击，在战术上为汉军争取了时间一样。在即将开始的第二战役中，刘邦也必须审视一下，那些盟友是否可靠，即使不指望他们帮忙，也不能象黥布之于项羽那样，背后捅一刀。

    骑墙派的特色，就是“识实务”，在楚汉第一次战役（睢水之战）后，那些跟随汉军的诸侯们的立场也随之动摇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平定关中的过程中，兵败降汉的塞王（司马欣），又重新回归到了项羽的军中。为了防止再一次出现类似的背叛，回到关中的刘邦，将留在关中的，所有诸侯的子弟，都聚集在了都城栎阳（本来咸阳是最适合建都的，可惜被项羽烧了），以协助太子守城的名义，监视了起来。这种留置质子的方式，并非是刘邦的创新，在诸侯林立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是非常常用的手段了（我们伟大的始皇陛下，也曾经和他的父亲一起在赵国为质）。当然，完全指望这种方式，来保证下属的忠诚，是不可能的。就象项羽现在也派人到沛县，把刘邦家人给扣压了下来。最终却被刘邦以一种流氓的方式，给化解了一样（项羽在恐吓刘邦，要把其父煮成肉汤时，刘邦很淡然的回到，能不能分一杯给他）。
在“家国天下”的文化背景下，当你所要管理的，是一个个独立的诸侯国时，将对方的嫡亲后代，留置在自己身边，应该说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即使你不能指望它发挥决定性的效果，也并不代表这样做是多余的。项羽如果在最初分封时也这样做了的话，那么诸侯们（比如黥布）在有二心时，就不得不考虑更多的因素了。
就在刘邦着手做这些政治、军事上的准备时。东线的战场也已经决出了胜负，一方面项羽已经排除了汉军在东线阻击楚军的据点；另一方面，黥布的军队也被楚军主力所击溃。淮南的九江之地，又重新回到了西楚的控制之下。而黥布本人，则只身带着少量亲信，沿小路逃往了关中。不过对于刘邦来说，迟滞楚军主力进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有了黥布拖延的这几个月时间，汉军无论从军力、防线、后勤补给上，都做足了准备。这些准备，也在和楚军先锋部队最初的接触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胜利。
不过刘邦也知道，楚汉之间的第二战役，要等到项羽亲率的主力到达之后，才算真正开始。而在解决掉了黥布的军队之后，项羽的主力终于穿越中原，兵临荥阳城下了。如果单纯进行野战，刘邦十分清楚，自己决非项羽的对手。不过在有了充足的准备，和城邑的依托后，作为防御方的汉军，还是很有机会和楚军相持下去的。作为西入洛阳盆地的必经之路，“荥阳”城是汉军的第一道防线。为了保证这个战略据点的补给，刘邦在荥阳与黄河南岸的后勤基地“敖仓”之间，修筑了一条甬道。这样，由关中——洛阳盆地一线，输送过来的粮食、军队，就可以通过这条路上交通线，源源不断的输入到荥阳城中。（二城的具体定位，可参见《秦末军事博弈图》，张楚军西征时，也是走的这条路线）
对手凭借“甬道”打通自己的补给线，对于项羽来说并不陌生。当日在巨鹿之战中，章邯正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补给巨鹿城下的王离军。按理说，当时项羽以劣势的兵力，尚能歼灭王离，打败章邯。在实力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打败汉军，应该更不成问题了。不过单从军事角度来看，今日的汉军，和当日的秦军在部署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现在的汉军，是在荥阳城内据城以自守。而当日的王离，是在巨鹿城下围城。相比于攻击后者，可以与城内的赵军互为呼应，里迎外合不同。这一次楚军所面临的，是一场任务艰巨的攻坚战。黥布为汉军所争取的每一天，都在为荥阳城的防御力增加筹码。
在先秦乃至后世的攻城战役中，一座准备充分的城池，坚守一年甚至几年，都是很正常的。楚军现在所面临的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在齐、赵两地之乱还没有平定的情况下，项羽不得不在荥阳城下，和刘邦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这显然不是项羽愿意看到的。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汉军的补给线（甬道），成为了楚军的重点打击对象。就象他们在巨鹿之战所做的那样。
相持战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关键就看，谁能够撑得住了。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中原西北侧的“荥阳”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今天郑州古荥城，在现在荥阳市的东北）。这座韩地的重要城邑，位置并非是在进入洛阳盆地的水陆关口上。那个关口在历史上，曾经以成皋、虎牢、武牢、祀水这些名字，成为重要战役的发生地。刘邦之所以选择这个点建立防线，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因为如果放弃了荥阳，也就等于放弃了整个中原，整体转入了战略防御阶段。这对于那些骑增的诸侯们，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要想稳住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大家，汉军仍然有实力和楚军在中原争雄；另一个原因则是韩地毕竟是刘邦比较有信心的板块，就这样不作抵抗的，把韩地的核心区拱手让给项羽，刘邦是很不甘心的。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敖仓”这个点了，作为鸿沟、济水、河水，三水交区的枢纽之点，敖仓在秦帝国时期，就是重要的物资转动中心和储备地（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从敖仓的地理位置，和功能来看，和中原东侧的“定陶”颇为类似。虽然你可以把这里储备的粮草、物资西运，但也意味着不能再从中获取战略利益了。正因为有了上述原因，刘邦才不愿意就此撤入高地，试图和项羽在中原再血拼一场。
从战术上来看，荥阳和敖仓应该也算是个黄金组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保护，后者为前者提供补给。汉军在二者之间所构筑的，两面有墙体护卫的“甬道”，除了作交通线以外，本身也可以算是一道“长城”。只是这种长城的防御力，始终比不上天然的山地所提供的保护。在楚军的重点打击之下，汉军的甬道多次被冲断。而荥阳城中的汉军，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汉军的这种不利局面，不可避免的对于那些依附的诸侯心理产生影响。最先出现异动的，就是西魏王魏豹了。这位假托父母有病，离开前线回去探视的诸侯，一回到河东之地便断绝了渡口，宣布反正归楚。
西魏的反叛，尤如在刘邦的背上插了一把尖刀。可以说，让刘邦在关中的根据地，瞬间暴露在对手的眼皮底下。这固然是一个坏消息，但并没有坏到让汉军马上崩盘的地步。因为和大多数的骑墙派一样，魏豹的这种反叛，更多的只是政治上的表态。在项羽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他更乐意以一个独立的，旁观者的态度，来保存筹码。这种心态在黥布心中也有，即使是他为求自保，主动向楚军宣战之后，也并不排除日后重新归楚的可能。可惜的是，在楚军攻下淮南之后，“奖罚分明”的项羽，又一次快意恩仇的举起了屠刀，将叛徒黥布的家人斩尽杀绝。在这种情况下，骑墙派也不得不变成“反对派”了。
相比之下，刘邦的方式就显得柔性的多了，清楚魏豹的反叛，更多是一种观望的刘邦，最先试图用劝说的方式，将西魏重新拉回到汉军阵营。而在胡萝卜政策无效的情况下，汉军中最为天才的军事家——韩信，很快便用大棒解决了问题。当然，能这么快的消除掉这个隐患，也并不全是军事上的胜利。刘邦在统一半个天下时，在各地所树立的政治威望，以及魏豹本人不够坚定的决心，都让汉军能够迅速的结束河东之战。而在战场上失利的西魏，并没有受到项羽式的报复，魏豹也又一次的回到汉军阵营中。不过，西魏也没有理由再成为独立王国了。相比于项羽如此怀念战国时的格局，刘邦更愿意学习秦人的管理模式，以稳定自己的统治。因此 “西魏”所辖的河东、太原、上党三个板块，也成为了三个纳入直管体系的“郡”。
西魏的反复，只是楚汉第二次战役中的一个插曲，由于处置得当，并没有对汉军造成负面的影响。相反，还让刘邦借机“削藩”，增强了自己的核心力量（那些同为诸侯王的盟军，是靠不住的）。不过在荥阳一线的正面战场上，汉军仍然无法打破僵局。在楚军持续攻击补给线的情况下，汉军即使能够勉强支撑，也没有能力在正面战场翻盘。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的刘邦试图和项羽和谈，以荥阳为界，作为汉地的最东点，放弃与项羽争霸的想法。依项羽的想法来看，并非没有可能答应刘邦的条件。因为相比于西线这些被刘邦所控制的高地来说，他更关注对自己的根据地构成直接威胁的那些山东诸侯（特别是齐国）。否则当初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把关中“留给”刘邦了。也就是说，如果两军就此休战，刘邦亦愿意尊项羽为“霸王”的话，那么即使将来楚、汉之间仍然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战争，楚军也很有可能会暂时休战，以腾出精力去解决齐地的问题。毕竟战争的进程，已经大大超出的项羽的预期，在西线拖的时间越久，项羽对于后方的忧虑感就越强。

    附：楚汉相争——韩信灭西魏、代、赵示意图

    项羽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尽管在睢水之战中（楚汉第一战役），项羽凭借胜利，已经慑服了齐、赵两国，让他们在名义上又顺服了西楚的霸权。但谁都知道，这次顺服只是表面的，一旦楚军在前线战事不利，这些“异端”随时有可能抄了楚军的后路。对于这点，刘邦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他在荥阳一线苦苦支撑时，也派出了使者游说这些观望的诸侯，希望他们能够象黥布那样站到汉军一边来。
最先和刘邦达成战略同盟的，是那位和韩信、黥布并称为汉初三在名将的“彭越”。说起彭越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可能和他的出身地“巨野”一直是几方博弈的焦点地区有关，这位枭雄在起兵之后，就一直不忙于站队。虽然和项羽、刘邦、田荣等诸侯，都曾经合作过，但在政治上却一直没有明确的受过谁节制。从这点看，彭越更象个“游击将军”。不过从他的活动区域来看，倒是对中原东部（梁地）至泗水一线非常感兴趣。问题是，这块区域是项羽的自留地，除非项羽倒台，彭越是没有可能染指这一区域的。因此在刘邦率联军东征彭城时，彭越也加入了盟军，独立在梁地攻城掠地。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与其说是在为汉家打天下，不如说是在为自己圈地。
基于自己的诉求，和项羽有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在汉军主力败退到了荥阳一线后，彭越和他的军队，仍然执着的在西楚的腹地游击楚军。毕竟如果汉军胜了，彭越还有机会实现自己梁地称王的梦想；而如果项羽胜了的话，是绝没有可能给他留下一块封地的。正是因为有了彭越的袭扰，项羽继续追击刘邦的决心动摇了。前面也分析过了，项羽对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西部那些高地。也正是这种缺乏战略眼光的想法，让二千多年后的毛，写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来。
项羽在战略方向上的认识不清，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会这样。最起码他最尊重的谋士亚父“范增”，就很清楚刘邦才是最大的威胁。即使真到了要和刘邦平分天下的地步，以荥阳为分割点，对于项羽来说来不是个好方案，最起码要把分割线，放在函谷关一线，双方才有可能真正达成平衡。正是由于有了范增的力谏，项羽最终才没有放弃对荥阳的攻击，与刘邦达成和平协议。既然不能用政治手段，解除掉荥阳之围，而彭越的游击行动，又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楚军的决心，那么刘邦就只能另辟蹊径，想其他办法来打破僵局了。
正面不能突破，对手彭越在后方的游击，又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么刘邦在战略上就必须把视线，放在南、北两翼了。如果河北的赵国，和两湖一带的衡山、临江两王，能够和和汉军形成同盟的话，那么楚军就有可能陷入三面包围的境地了。问题是现在楚军正处于战略进攻的时候，又有黥布这个不成功的例子在前面。再想让这些已经有了一亩三分地的诸侯们，出头叛徒楚归汉就难了（彭越不一样，因为没有根基之地）。当然，这些诸侯们也不是看不出，刘邦在战略上所占据的优势（民心、政治、地理）。所以上述三个诸侯，所秉持的态度，和大多数人一样。就是即不帮楚，也不帮汉。或者说是在名义上归项羽节制，实际上却只是观战。
既然这些喜欢打酱油的诸侯们，都指望不上，刘邦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依靠汉军本来的力量，分兵从南北两翼出关，以形成对楚的战略包围。加上荣阳一线的正面战场，汉军如果要想完成这个完美的包抄计划，实际上是要把兵力分为三部分。即一路在荥阳一线继续阻击楚军；一路透过山西高原，进入河北平原，从北面向楚军施压；另一路则可以从武关道出关，由南阳盆地出击，从南线牵制项羽的兵力。相比于南北两线的主动出击，荥阳一路的任务反而最轻松。因为即使荥阳有失，汉军也可在虎牢、洛阳、函谷一线，逐级抵抗。作为防御的一方，依托这些有利的地形，项羽即使在南北两翼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想籍此顺利的攻入关中，也是需要付出相当代价的。有鉴于此，刘邦本人决定从荥阳突围出去，亲自执行南线出关计划。不考虑政治地位，单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刘邦也是很适合这项任务的。毕竟当初他就是顺着这条线路，由武关道攻入关中的。在南阳盆地有着良好基础的他，能更顺利的完成这项战略任务。至于北线出击的人选，当仁不让的落在了，已经平定了西魏的韩信身上。
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既然韩信动作在先，我们就先来看看他这一路的任务，是如何完成的。单从战术路线上来看，韩信可以以河东为基地，出王屋、太行两山之间的轵关道进入河内，然后由河内向东南方向渗透，插入西楚腹地。问题是，这样做固然可以比较快的与楚军接触，从而策应正面、南线的汉军，但北面的赵地，始终是一个威胁。毕竟赵地现在在名义上，已经重归楚军阵营，如果在关键时候，背后来上一刀的话，那么韩信所带领的北路汉军就危险了。最为稳妥的方法，就是将赵国（包括和他在一根绳上的代国）拉入汉军阵营，一起执行这项任务。可惜的是，赵、代二王，虽然对项羽当日在赵地的安排不满，并赶走了常山王张耳，重新分割了赵地，但现在让他们公然反楚，并主动攻击楚军，也是断然不敢的。
既然赵国不肯配合，那么韩信就只有用军事手段也解决掉赵国了。事实上在韩信，攻取西魏之地后，赵国就已经在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了。我们知道，当日被赶出赵地的常山王张耳，目前正在汉军之中。有了这张政治牌，刘邦并不担心在征服赵地之后，控制上会有什么问题。而在赵地这边，虽然依旧延续了项羽分赵地为二的地缘格局，即由赵王“歇”，管辖平太行山以东的赵国故地；扶助他归位的陈余，升格为“代王”，管辖山西高原上的大同、忻定、太原三盆地。但为了共同应对来自南面的压力（包括楚，也包括汉），代王陈余并没有回到他在蔚县盆地的都城去自成体系，而是留在了赵国都城，和赵王一起观察时事的变化。
当韩信攻下河东之地，生擒魏豹，入主魏都“平阳”（现山西临汾）之后，最先感到紧张的，是代王除余。因为从地缘关系上来看，韩信很有可能顺势北进，向北攻取代国的辖的太原盆地（太原盆地是旧赵地，现为代地。前一节误写入西魏了，特此更正）。为了防止自己的根基之地有失，身在赵都的代王陈余，授命留守代都的丞相“夏说”，率代军主力南下，布防在太原盆地的南大门“邬县”（今山西介休市东北），以防止汉军北上。
事实证明，陈余的担心并非多余，为了完成北线出击的战略任务，韩信果然向邬县的代军主力发起了进攻。如果单从实力上来看，已经攻取了西魏，得以收河东之兵的韩信，应该是占有绝对优势的。问题在于，荥阳一线的战事十分吃紧，而准备南线出击的刘邦也急需后力补充。因此韩信在河东整合、征调的军队，连同重新归汉的魏豹，都被送往了荥阳前线。就训练军队这件事来说，没有比韩信更在行的了，所以才会有“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之说。也正是有了韩信这个军事天才相助，刘邦才得以在军事上，和项羽分庭抗礼。其实自从韩信独立在北线发展以后，中央之国博弈的主角，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刘邦和项羽了。虽然韩信也在汉军序列中，但从后来的博弈格局来看，更象是一场“三国演义”。也就是说，自踏入河东的那一刻起，我们其实就可以把韩信看成是一股单独的政治力量，并作为刘邦的战略盟友，放置地缘政治舞台上了。

    了解楚汉相争这段历史的朋友，大都对韩信这个人很感兴趣。的确，就军事层面来看，汉军的胜利很大程度可以算是韩信之功。如果拿他又项羽相比的话，应该说二者都是军事天才，只不过项羽的表现，更象是一个可以决胜一场战役胜负的将才（所以才对性格相近的黥布，另眼想看）；而韩信则是一个更加全面的帅才。
韩信的军事才能，在刘邦被迫率军入汉中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在萧何冒着生命危险“月下追韩信”后。他对于汉军入主三秦的政治优势，作出了精准的分析，并很快得到了验证。即使是在战术层面，韩信的策略运用，也远比猛打猛冲的项羽来的丰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策略的运用，成为了声东击西战术的代名词，并被后世军事家奉为经典。其实就韩信本人来说，这项战术也很快又一次得到的运用。在攻取河东的时候，西魏将主力布置在临近黄河拐角的“蒲坂”（河对面，是关中的“临晋”），以防备汉军渡河攻击。魏豹这样部署，不是说没有道理。毕竟临晋——蒲坂一线的“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沟通西河两岸的主要路线。前次刘邦第二次东征，也正是由此渡河，并最终收取河东、河内的。
在秦晋争霸部分，我们曾经分析过，分隔河东河西的这段南北向黄河，被单独称之为“西河”，而蒲津渡，并非是唯一渡过西河的渡口。和蒲津渡齐名的，还有由关中盆地的东北角，韩城北部的“龙门渡”，只不过这个渡口，由于黄河刚从晋陕大峡谷钻出，水流湍急，并不是一年四季都能渡河的。而韩信最终选择的渡河地点，是在龙门渡南面的“夏阳渡”（韩城市南芝川镇）。黄河的河道到了这里，已经变宽，水流也变缓了。
其实韩信在哪里渡河并不重要，因为除了夏阳渡外，还可以有风凌渡、茅津渡等，这些在先秦就已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古渡，帮助汉军到达河东（参见《黄河古渡示意图》）。除非魏军有足够的兵力将所有的渡口封锁，否则汉军总是能寻找到机会渡河的（想想当年秦晋争霸时，也同样很难阻止对方的渡河攻击）。有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先例在，魏豹并非没有想到过，韩信会故技重施。而韩信这次战术运用的成功之处，就是让魏豹相信了他一定会从蒲津渡渡河，并把主力集中于此。做到这点的关键，就是把能关中能征调的所有的船只，集中在临晋。既然汉中所船只都集中于此，魏军也就没理由分散兵力，于其他可能的渡口了。
至于说韩信最后的渡河方式，倒是非常奇特，史称“木罂渡河”。说穿了，就是瓦缸，外面绑着木头作为运兵船。
渡河之后的韩信，并没有南下和魏军主力交锋，而是迂回到魏军腹地，去攻击包括重镇“安邑”在内的城邑。这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打乱魏军的部署，让他们在一匆忙回军救援时，自乱阵脚。另一方面，也可以封堵魏豹在战败之后，经由轵关陉，逃往楚地的后路。而有了韩信的这些战术运用，加上刘邦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声望，魏豹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眼看韩信收复了河东，北面的代国是最为紧张的。虽然在项羽分封天下诸侯时，代国的都城被设立在了衡山以北的“蔚县盆地”。但实际上，代国所控制的区域内，赵国旧都晋阳所在的太原盆地，才是最为核心的区域。如果中央之国内部政局稳定，那么为了开拓（收复）北面那些已经被游牧民族渗透的边缘之地，代国倒也的确应该，把政治中心放在北线。只是现在，代国必须保住自己领地内，最为富庶的板块。
在刘邦抽调了韩信的兵力之后，韩信所剩余的兵力（约2万），相比于代军（约四万）是处于劣势的。不过韩信手上也并非没有王牌，张耳和他归汉时，所带来的三万赵军就被他从刘邦处要了过来。这其中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多了几万人。事实上作为进攻方的汉军，即使兵力比防御方多个一万人，也并不占优。所谓“十而围之，倍而攻之”，没有绝对优势的兵力，想啃下据城自守的代军，是很困难的。不过汉军中，有了这几万赵人部队，和一个昔日的“王”，防御方的心理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其实作为楚汉相争的小配角，在诸侯当中实力也属较弱的代国，也十分清楚没有和汉军PK的本钱。因此在邬县与汉军接战之后，领军的代相（夏说）便率军突围，弃城而去了（留在城中的守军，后来也被消灭了）。按照正常的思路，代军退却的方向应该是向北。即退入晋阳（太原）城、忻定盆地逐级抵抗，直至回撤到蔚县盆地的都城。问题是这种后撤，在战略上没有任何反败为胜的机会，只能在汉军的尾随攻击中，把自己的实力消耗殆尽。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东穿越太行山，进入赵国境内，和赵、代二王会合，抱团抵御汉军。
既然东进比北上更有机会保全自己，代军所要做的，就是选择哪一条路线，来穿越太行山了。我们曾经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分析“太行八陉”。如果代军的直接目的地，是以邯郸为中心的赵国核心区的话，那么滏口陉应该是他们的选择。而从太原盆地，接入滏口的话，并不一定要穿越上党高地腹地。在秦赵相博的章节里，我们分析过一条，沿着上党高地边缘，接入清漳水河谷，最终由太行山腹地南下，接入滏口陉正道的路线。这条路线也是赵人在失去对长治盆地的控制时，用以连通晋阳——邯郸的生命线。而这条快速通道上的战略要点，就是曾经让秦军吃过大苦头的“阙与”（今山西和顺县辖）。相信精于计算的韩信，已经预料到了代军主力，会经由阙与退入赵地，与赵军会和。因此在代军突围之后，汉军的反应非常迅速，最终在阙与拦截住了代军的退路，斩杀其主将。
消灭了代军主力的韩信，接下来要做的，就很轻松了。如果他愿意，继续向北接收全部的代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时代在河北平原的赵、代二王，决没有胆量和信心西征，与韩信对战。他们现在所焦虑的，是如何将汉军阻击在太行山一线，以保全赵国。

    附：黄河古渡示意图

    其实楚汉相争的这段历史，很象是浓缩了的战国史，如果不是项羽的个性太过悲剧，再次出现诸侯割据的“小战国”时代，也未可知。不过项羽个人的悲剧，却也缩短了战乱时间，对于当时的百姓乃至中国历史进程来说，倒也是件好事。
如果说项羽在政治能力的的缺陷，使得他在与刘邦的博弈中，已经失去了战略层面的机会；那么韩信的横空出世，更是在战术层面上大大加速了汉王朝的建立。也就是说，虽然从战略上来看，项羽那毫无政治家气质的表现，使得他根本没有机会创立一个“项氏王朝”，但如果刘邦没有韩信相助的话，战争的时间无疑会被大大拉长。
韩信对于刘邦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将领那么简单，有了这个会“将兵”的助手，汉军实际上已经可以履行两线作战的战略任务了。即刘邦率领汉军主力，在黄河以南的荥阳一线，阻击楚军主力；而韩信则在黄河以北，收三晋之地。从太行山一线，击溃那些项羽所分封的诸侯。
之所以说韩信所执行的是战略任务，是因为韩信在黄河以北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刘邦的支援，反而他所训练、收降的军队，时不时的要被尽数拿去，补给荥阳前线的汉军。这种自给自足，独立发展的情况，让韩信已经完全具备成为称霸一方的诸侯的条件了。不过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央之国的政治版图，显然是以刘、项两家来划分阵营的。经过灭秦战争，刘邦和项羽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显示他们才是天下的争夺者。在这种时候贸然出头，自立门户，并不是一个好的想法。不过，不管韩信有没有过自立门户的想法，现在这种独立发展的情况，已经足以让他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项羽现在所面对的，并不是一支单纯的“汉军”，而是以刘邦为核心的“汉军”，以及以韩信为领导的“韩军”（为避免歧意，可称之为“韩信军”）。至于说刘、韩两股政治力量，将来有没有可能分裂，倒不是项羽现在会考虑的。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攻破固守在荥阳的汉军主力，自己就是当然的“天下之王”了。
既然项羽和刘邦，作为政治博弈舞台的主角，已经顶死在洛阳盆地和中原腹的的交界之处了。那么中央之国其他板块的博弈，就要由韩信和那些项羽阵营的诸侯们，自己去解决了。非常不幸的是，项羽方面的这些诸侯，虽然表面站在楚军阵营，但实际上都还在看风向。尽管慑于项羽的军威，诸侯们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暂时不会给楚军的侧翼造成直接威胁，但他们之间也难以产生合力，共同抵御韩信的东进了。
在上一阶段的内容中，韩信已经凭借他的军事天才，以及诸侯们的犹豫之心，攻取了整个太行山以西的三晋故地，并准备东出井陉，攻灭赵国了。关于穿越太行山的路径，我们在战国部分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解读了。应该说，根据韩信军的位置，以及“太行八陉”的分布，赵国并不难判断出韩信的行军路线。事实也的确如此，韩信准备通过井陉穿越太行山的消息，很快便被赵军获知了。
对于处在防守一方的赵人来说，当年秦军的那些攻赵战争，让他们有足够的历史经验，来对抗韩信军的入侵。从战略角度来看，赵军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赵国在河北平原积蓄的力量，以及从太行山以西回护回来的代军，让他们从兵力上占据了很大优势（号称二十万）。而此时的韩信，刚刚平定了太行山以西，主力又被刘邦所抽调走（只要三万新军），并没有本钱和赵军进行持久战。只要赵军以优势兵力扼守住井陉的出口，即使战力稍弱，也可阻敌于太行山之西。
其实，抛开韩信和赵军的实力对比不说，单凭一路进攻，就想攻入河北平原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我们在战国末期的秦、赵战争中也可以看到。每一次秦国的入侵行动，基本都是两路出击，即选择两条穿越太行山的通道，两路出击。正常情况下，韩信也应该花点时间，经营一下那些刚刚归顺的土地。在兵力、物资都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再以两路出击方式攻赵。然而韩信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兵力尚显不足的情况下攻赵。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节节胜利的前提下，这种一鼓作气的做法，在战术上也有些道理，但在双方兵力对比悬殊，对方又据有天险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在赌博。
之所以说韩信的这次攻赵之举是一场赌博，还在于韩信的战术运用。这是一次堪比项羽“破釜沉舟”的赌博战术，其结果也同样收获了奇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背水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