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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道光时期瓷器中，有一批器物底足处均以红彩侧锋楷书“慎德堂制”款的，这批器物与同时期书“大清道光年制”款的器物相比，制作同等精细，甚至还有过之。
署“慎德堂制”款瓷器，主要以彩瓷为主，如白地粉彩、绿地粉彩、黄地粉彩、红地描金彩、紫地粉彩等。也有少部分青花及单色釉瓷，如黄釉、白釉、绿釉等。其造型主要为生活用瓷，有瓶、尊、花插、盖罐、渣斗、碗、盘、勺、高足杯、花盆等多种器型。装饰题材以象征祥瑞的花草、鸟兽、人物为主，其他如云鹤纹、云蝠纹、云龙纹、灵芝水仙纹、缠枝莲花纹，花蝶纹、兰草纹、鸳鸯莲花纹、八宝纹、博古纹、五蝠捧寿纹、婴戏纹、八仙人物纹、十八罗汉纹等等，也是这批器物常见纹饰。这些瓷器究竟为谁所烧?是否为道光时期官窑产品?
道光皇帝与圆明园内慎德堂 查阅档案得知，慎德堂为圆明园内的一组建筑，它位于圆明园九洲清晏的西面，修建于道光十年（1830年），次年落成。它是道光皇帝在圆明园内的生活行宫，道光皇帝晚年主要在此生活并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驾崩于此。在传世的一幅《喜溢秋庭》画轴上，曾详细描绘过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内的生活场景，画卷左上角钤“慎德堂宝”印一枚。由此是否可以推论，署“慎德堂”款瓷器是景德镇御窑厂特意为道光皇帝烧制的堂名款瓷器，是道光时期的一个官窑品种。
道光皇帝与其祖父乾隆皇帝，就其治国为政而言风格炯然有异，一个崇尚奢靡，一个主张节俭，当然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所不同。道光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初登皇帝位的道光皇帝便颁发《声色货利论》一文，在文中他引用孔子的名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表示出“为人上者要知稼穑之艰难，力崇节俭，返本还淳”的政治观点。道光皇帝在他所作的《慎德堂记》中，又反复强调了自己修建慎德堂的目地，是为“崇俭去奢，慎脩思永。”崇尚节俭虽然是清朝历代皇帝的基本国策，但道光以前历代皇帝的节俭内容大不相同，例如皇太极时，黄金只许造盘、盂、匙、箸等，而以黄金造于鞍、马辔等装饰就被视为不节俭，但是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不仅鞍辔多为金饰，还用大量黄金装饰宫殿及各种器物，甚至在瓷器上也多以金彩描绘，这些都不认为是不节俭。乾隆时期的节俭更特殊，他只要南巡时沿途接驾之物“勿踵车增华”。道光皇帝的节俭主要体现在宫廷用度上，《燕下乡脞录》一书内曾记载:“宣宗中年，尤崇节俭，尝有御用黑狐端罩，衬缎稍阔，令内侍将出，四周添皮，内府呈册需银千两，乃谕勿添。”对于建议兴建宫室园囿的大臣，道光斥之为“此乃我大清万世之罪人，即应立正典刑暴白天下”，并指出“试思府库之藏，来自何所耶?变其名色，分期出纳，又将谁欺乎!呜呼!乃是否民脂膏也”。
道光皇帝与“慎德堂制”款瓷器
在道光皇帝“崇俭去奢”思想下，景德镇御窑厂的生产规模较之前朝大大缩小，据《清档》记载，虽然此时官窑仍在烧造，所需费用仍同乾隆、嘉庆时一样，统由九江关的税银中报销，但实际花费也在大大减少，以这批署慎德堂款瓷器为例，虽然它是景德镇为道光皇帝特意定烧的器物，但品种较为单一，与乾隆时期华丽取巧的器物根本无法相比。在装饰题材上这批器物与当时署“大清道光年制”款器物相比，也少了几分龙凤呈祥的雍容繁缛，多了几分自然质朴的情趣，它们充分反映出道光皇帝在圆明园内生活的一个侧面。 山水人物纹饰山水人物题材虽然在乾隆粉彩中早就是主要题材，但在慎德堂款瓷器上自然山水中，画面上的人物多具有某种祈福求祥的色彩，故宫藏的一对(上图)白釉粉彩山水人物纹灯笼式瓶，可作为这类题材的代表作。此瓶腹部画面上远处山林叠嶂，近处山间小路上一老者与小童漫步其间。就是这样一幅隐逸山林、逍遥自在的生活画面，老者却手持悬挂葫芦的宝杖，小童手拿悬挂卐字的如意，祈求“如意万代”的吉祥之意自在不言中。画面中七彩祥云缠绕仙台楼阁的景致，更成为晚清时期粉彩山水绘画的固定程式。 类似这种山水人物题材，在慎德堂款瓷器中非常多，有些更直接以得道仙人为绘画主题。如一件(上图)白地粉彩扁方瓶，瓶体四面分绘八仙、和合二仙、福、禄、寿三星以及麻姑等众多仙人。在青山绿水间，在亭台楼阁下，如此众多的仙人祝寿图在乾隆粉彩上虽然也时有所见，但与乾隆时期相同题材画面相比，各位神仙被描绘得既超凡脱俗，又神情活现充满人情味，这也是慎德堂款瓷器绘画的特别之处。
婴戏图案这种图案自唐宋时期开始，一直是瓷器上的主要装饰题材，在道光慎德堂款瓷器中，同样占有相当大比例。如一件(上图)白地粉彩婴戏碗，外壁环绕绘画14个小童，在洞石花草间嬉戏。画面中小童虽神态各异十分活泼可爱，但小童们手中分别持有的萱草、佛手、寿桃、铜铃、爆竹、铜磬等物，在寓“吉庆有余”、“岁岁平安”、“荣华富贵”、“驱邪祈吉”之意同时，使天真无邪的婴戏图变成呆板老套的吉祥图案，这也是晚清时期婴戏图案的主要特点。在乾隆时期粉彩器上，婴戏图案早已成为吉祥图案中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既指此而言，但此风气在道光时期以至晚清一代尤盛，几乎所有瓷绘题材都是吉祥题材，这应该与道光时期社会背景有关。道光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特别是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当中国社会开始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时，不仅清王朝国事呈衰败状，王权势力在逐步削弱，而且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在如此社会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人们所能作到的就是祈求社会平安，所以这种趋利避邪的吉祥图案便充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慎德堂款瓷器婴戏图案中，(上图)婴戏龙舟图案非常有特色，在一些盘、碗、瓶、罐等器物上均有这种图案。画面通常为一泓江水，远处层峦叠嶂，近处堤岸楼阁，水面上两只龙舟竞赛，岸上儿童摇旗呐喊，敲锣打鼓、燃放爆竹，场面十分热闹。婴戏龙舟图案自清代乾隆时期出现后，一直延续至晚清，在道光时期最为盛行，当时不仅瓷器常以此为饰，在木刻、年画上也经常出现。婴戏图案在慎德堂款瓷器上大量出现，也反映了皇家祈求家族兴旺子孙繁衍的愿望。满清王朝的皇帝，早年还可称子嗣兴旺，特别是康熙皇帝一生仅皇子就有35个，虽然仅有24个成年，在历代帝王中其子嗣之多也算屈指可数。乾隆皇帝虽然也不示弱生有17子，但其中早殇7子，出继2子，在乾隆生前没有活过他的又有6子，待他当上太上皇时仅剩4子，所以皇族子孙不兴旺自乾隆时便开始显现。道光皇帝虽育9子，除去早殇、出继外，成年皇子也仅有5人。其后一代不如一代，至咸丰时咸丰皇帝仅有一子成活没有其他儿女。同治皇帝、光绪皇帝更为凄惨，死后均无子嗣。在这样一种境况下，祈求家族子嗣兴旺，皇权绵延万代，成为宫廷重要祈福内容。
花卉纹饰署“慎德堂”款的瓷器，除山水人物、婴戏图案外，花卉图案非常多，这是由于慎德堂是在圆明园内，道光皇帝又常年生活在此，所以署慎德堂款的瓷器以花卉图案居多不足为奇。清人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一书中说:“道光皇帝，夙以俭称，即位之初，首裁宫内脂粉费数百万两，对于瓷器亦力求俭抑，故亦无多精品，惟瓷器绘草虫，以此时为盛，其他无述者”。以故宫博物院所藏慎德堂款瓷器来看，情况确如赵汝珍所述，如(上图)一件粉彩双耳瓶，腹部白色釉地上绘三组洞石、灵芝、兰天竹、兰花等纹饰，构图疏朗，花卉描绘细腻逼真，色调淡雅，虽然这是吉祥图案中常见的纹饰，但平实的笔触中透出几分自然野趣。另一件(图6)粉彩花盆，盆口呈四瓣海棠花状，斜壁，底平坦，下承四个如意云头形足。花盆通体施白釉，外壁绘四组折枝海棠花。此花盆精美之处在于造型与纹饰相协调，因为海棠花的“棠”字谐音“堂”，所以又有富贵满堂，金玉满堂之意。
“慎德堂制”款瓷器中的茶碗
道光时期宫廷内外盛行饮茶之风，各式茶碗、茶壶、茶盘、茶托等饮茶器皿大量出现，但是目前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署“慎德堂款”茶具中，仅见茶碗一类，且以粉彩居多，这或许因为慎德堂在圆明园内，大量使用过的器物随圆明园的废弃而遗失，宫内仅有少量遗物，故不能代表其全貌。
这批藏品虽然有些是宫内旧藏，有些是建国以后陆续收购而来，但仅就茶碗而论，造型依旧十分丰富。如一件(上图)旧藏茶碗，盖为覆盘式、圈形抓纽，盖大于器身，碗直口、直壁。另一件收购的(上图)茶碗，盖则为覆盏式，圈形抓纽，盖小于器身，碗敞口、斜壁，这种形制的茶碗在一些署“大清道光年制”款的器物中较常见，它说明道光时期的茶碗样式很多。不管茶碗形制如何，在盖底及器物底部均同书一样的款，是这批瓷器共有特征。
署慎德堂款的茶碗由于制作精美，它不仅为道光皇帝的御用之瓷，而且也为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皇帝珍爱，据清室缮后委员会记录，当年在溥仪出宫之时，养心殿内就曾摆有一对署慎德堂款的粉彩莲瓣纹盖碗，此外在茶库、静事房、承前宫、斋宫、成肃殿等处也有此类盖碗摆放，足以见其不同寻常的殊荣。(上图)
其他时代署“慎德堂制”款瓷器
目前在传世品中属于帝王专用，能够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堂名款器物发现得很少，同一堂名款的器物也很少，而“慎德堂制”款的器物传世品数量却很大，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例就有30—40件之多，加之有确切文献记载，所以历史价值很高。
清代署“慎德堂制”款瓷器并非道光一朝，在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几件康熙瓷器也署有此款，如一件青花缠枝莲碗底也书“慎德堂制”，一件青花凤凰牡丹纹碗底则书“慎德堂博古制”，另一件青花牡丹碗底书“慎德堂仿古制”，这几件瓷器可能仅是康熙时期一般的堂名瓷器，远非道光时期“慎德堂制”瓷器可比。
“慎德堂制”款瓷器的后仿品
由于慎德堂款瓷器在道光一朝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它在晚清乃至现在的文物市场的价值一直居高不下，清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就谈到:“亲贵中雅制之品以‘慎德’、‘绍闻’、‘觯竹’为最有名，‘慎德’瓶类近极罕见，有之则价值甚昂”。光绪时期仿道光“慎德堂款”瓷器有瓶、盘等器，民国时仿有天蓝釉、粉青釉、粉彩等器，虽然这些器物在造型、胎釉上，都具有晚清时期制瓷风格，但是在款识上容易看出破绽。道光御用器中的“慎德堂制”瓷器，款识均为楷款，以侧锋书写，笔道如刀尖斜刻一样有力，字体秀丽，仿款则笔锋圆纯无力。
瓷器上的堂名款是瓷器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其特有的形式构成各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在宫廷史方面它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帝王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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