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九二年以来，我陆陆续续写了几十篇帛书《周易》的论文和释文，散布于海内外的各种书刊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童力军编辑建议我将其集中起来，出一个论文集，以便学界。我为之心动，因而有了本书。 本书按内容共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帛书周易经传研究》，共收入论文五篇，都是谈帛书周易经传研究方方面面问题的。 《帛书〈周易〉经、传述论》首刊于美芝灵国际易学研究院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名家谈易》一书，对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经、传及其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了一般性的鸟瞰和扼要的讨论，反映了作者当时对帛书《周易》经、传研究的见解。这次收入本书，又作了一定的修改。 《论帛书〈易传〉与帛书〈易经〉的关系》作于一九九四年春，首刊于《孔子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四期。该文对于豪亮等先生帛书《易传》“天地定立”段反映了帛书《易经》卦序排列之迷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帛书《易传》引经有一些与帛经不同的异文，这些异文不能用笔误作解，而是意义有别，当是其另有所本而致。帛书《易传》引用了大量的卦名和卦爻辞，有许多都是依今本卦序，没有明显遵从帛经之序的；而以“天地定位”段来解释帛经之序，又须改“火水”为“水火”，所缺的四字，如不是“山泽通气”而是“泽山通气”，则更不合帛经卦序。由此可知，帛书《易传》诸篇所本之经，决非帛书《易经》，它与今本《易经》的关系，显然比帛书《易经》更近。帛书《易传》的作者没有接受帛书《易经》这一事实表明，帛书《易经》的产生很难早于今本《易经》。 《从帛书〈易传〉等文献论〈周易〉本经的作者问题》原名为《从先秦秦汉文献论〈周易〉本经的作者问题》，是笔者参加一九九五年一月广州“易学思维与当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后刊于一九九六年三月出版的《孔孟学报》（台湾）第七十一期。该文认为从帛书《易之义》“子曰：易之用也，段（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的记载看，《系辞》“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句并非如崔述所云“为疑词不敢决”，“邪”同“也”，表示的是肯定语气。从《要》篇的记载看，《系辞》的话并非“但就其文推度之”。从《系辞》到《彖传》，从帛书《易之义》到《要》，它们都一致认定《周易》的产生，周文王是最有关系的人，这些记载是信而有
徵
的。汉代文献关于文王、周公作《易》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孔颖达的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说虽为主观，但“父统子业”说以文王为其父子的代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周易》本经和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周文王囚于羑里时，可能对六十四卦的卦序作了一定的编排，以致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这是所谓“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周公的改编、加工，以致最后形成《周易》本经。《周易》形成后，掌于祝卜之手。周公作为祝卜系统的首脑，不但改编和加工过《周易》的卦爻辞，而且为解释《周易》的创作背景、思想内涵也作了一定的工作，于是就产生了《易象》一书。《易象》藏于鲁太史之处，既与周公父子的职掌有关，也表明了周公与《周易》本经的特殊关系。 《帛书〈易传〉引〈易〉考》是我一九九三年八月参加山东大学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后刊于台湾《汉学研究》第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该文考察了帛书《易传）六篇称引《易》名的情况，认为“卦”就是《易》的别称，“易卦其义”就是“易卦其议”、“易卦之辞”。又考察了帛书《易传》称引卦名的情况，指出可辨认出的卦名共四十七个，其中有六个异写的卦名是于豪亮先生《帛书〈周易〉》一文没提到过的，并对其进行了考释。又考察了帛书《易传》征引卦爻辞的情况，指出它们共引用了四十五卦的卦爻辞。并对其异文进行了比较，指出帛书《易传》的引文有不少胜于今本和其它各本，也有不如的，也有两可、难以遽定是非的。这些异文，对于我们理解经文的真相，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最后又考察了帛书《易传》引《易》的次序，认为帛书《易传》所本之经卦序同于今本，并非帛书《易经》之序。 《帛书〈易传〉象数学探微》首刊于台湾《汉学研究》第十三卷第二期（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该文认为帛书《缪和》有用“之卦”解《易》之例，说明春秋时史官的这一方法，也为战国时儒家经师所沿袭，不过前者用于占事，后者则将其提升为论理。《缪和》篇和《二三子》解《易》也用八卦分析法。帛书《易传》中有两种卦气说，一是《要》篇的损益二卦卦气说，以益卦当春夏两季，以损卦当秋冬两季，这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朴素的卦气说；二是《衷》篇的八卦卦气说，《衷》篇以此来解释坤卦卦辞。《衷》篇的八卦卦气说是以《说卦传》 “帝出乎震”章的理论为背景的，没有《说卦传》的理论，就不可能解释通《衷》篇的说解。所以，我们不应低估八卦卦气说产生的年代，也不应低估《说卦传》产生的时代。最后又考察了《衷》篇“天地定立”段与“先天卦位”的联系，认为帛书《衷》所载，正好可以揭开“先天卦位”来源之迷。 第二部分，《帛书要篇研究》共收入论文六篇，都是谈与帛书《要》篇有关的问题的。 《帛书〈要〉简说》首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该文认为《要》篇的篇名与其体裁形式及作者的易学思想密切相关。《易》之要，不在于筮数，而在其德义，这是孔子的遗教，可能就是该篇以“要”名篇并通篇记叙孔子论《易》的重要言论的原因。从《要》篇所载史实可知孔子对《易》态度曾有过相当大的变化，“夫子老而好《易》”而遭到子赣的激烈反对，说明孔子晚年以前视《周易》为卜筮之书，不予重视，这种态度对子赣等弟子影响甚深，所以当孔子一反常态“老而好《易》”时，子赣就以孔子的“它日之教”来反诘。《易》在今文家的六经次序中排第五，在古文家中居首，这两种排列，可能与孔子对《周易》态度的变化有关，应视为孔子弟子间的不同传承。 《帛书〈要〉试释》写于一九九三年十月，后刊于《中国文化》第十期（一九九四年八月），被编者改题为《帛书释〈要〉》。该文是全面考释帛书《要》的首篇论文，认为帛书《要》篇首残存有今本《系辞》下第十章的文字；对原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的释文又作了不少改正。对其与今本《系辞》相同的部分作了详尽的考证，认为这些文字都是取自《系辞》；对“夫子老而好易”和“孔子籀易”段从文字、音韵、训诂几方面进行了考释，又用相关的历史文献与其进行比较，认为先秦还存在着一种更原始、更详细地记载孔子论《易》言行的文献，这种文献出于孔子后学传《易》的一派之手，是帛书《要》和《淮南子》、《说苑》等关于孔子《易》说记载的来源，有许多内容也不见于今本《易传》。 《从帛书〈要〉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原题为《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本是一九九四年湖南岳阳“儒家文化与当代文化走向”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后刊于《孔子研究》一九九五年第四期。该文认为，从帛书《要）篇和《论语·述而》篇看，孔子的易学观曾经有过很大的变化。孔子早年以前，不但不好《易》，反而视好《易》为求“德行”、“逊正而行义”的对立面。到晚年以后，他一反常态，好《易》竟到“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的痴迷地步。孔子晚年易学观的这种转变是因为他发现《周易》一书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有“古之遗言”。这种认识，可能是孔子见到了鲁太史所藏、载有“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的《易象》一书所致。传说今本《易传》系孔子所作，今本《易传》某些部份和《易象》的关系，可能也象已修《春秋）与不修《春秋》一样。由此看来，孔子晚年的易学观和孔子关于《周易》哲理的阐发，其中固然有孔子自己的创造，但毫无疑问，他也汲取了前人的成果，有其历史的渊源。 《帛书〈要〉与〈尚书〉始称问题》原题为《〈尚书〉始称新证》，首刊于《文献》一九九六年第四期。该文认为《尚书》之名称首见于帛书《要》篇，出于孔子之口。因此，先秦时应已有《尚书》之称，郑玄《书赞》云“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其说可信。 《帛书〈要〉与〈论语〉“五十以学”章》原题为《〈论语〉“五十以学易”章新证》，首刊于《中国文化研究》一九九六年春之卷。该文以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的记载为据，论证《论语·述而》“五十以学”章的“易”字《鲁论》作“亦”不可从。又认为此章是孔子晚年深入学《易》后的追悔之言。因为在晚年以前，孔子视《周易》为卜筮之书，采取排弃的态度，因此不可能发出“学《易》可以无大过”之叹。只有在“老而好易”，认识到可以“观其德义”之后，才会说出这一番追悔之语。 《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新释》是我2008年春季的新作，刊于《周易研究》2008年第4期。该文对马王堆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的残文进行了缀补，重新隶定和考释了几个关键性的字词，认为《要》篇第十四行中間的缺文当补为“予樂〔亓辤也，予何〕尤
於
此乎”，第十五行的“校”字当依《论语·泰伯》孔子语读为“绞”，第十五行中間的缺文当补为“吾告女（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生（姓）之道〔也，非〕《易》也”，第十六行中間的缺文当补为“〔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亓事纣乎”。 第三部分《帛书衷篇研究》，共收入论文四篇，都是对帛书《衷》篇的文献学考证及其学术史阐释。 《帛书〈易之义〉简说》首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是研究帛书《易之义》的首篇论文。该文认为帛书《易之义》后面同于今本《系辞》的部分，是其摘引《系辞》文而成的，它引《系辞》文多次称为“《易》曰”就是明证；此外，从行文风格上看，它改动《系辞》而成文的痕迹非常明显。从其引用经文的情况看，它一般都以今本卦序为序。该文又怀疑帛书《易之义》原有尾题。其“后记”又进一步报告，作者从帛书的照片中找到了载有该篇尾题的残片，其中一字为尾题，另外两字为所记字数，惜当时未能将尾题之字识出。 《帛书〈衷〉篇校释札记》由刊于《周秦汉唐研究》创刊号（三秦出版社，二○○二年）的《帛书〈衷〉校释（一）》和刊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七辑（九洲出版社，二○○二年）的《帛书〈衷〉校释（二）》两文组成。是笔者对帛书易传《衷》篇重新缀合、重新释文、重新考释所得出的十八条札记，其中有对以前误释的纠正，有新补出的文句，有新释出的文字，对于读通帛书易传《衷》篇具有基础意义。 《试论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首刊于《周易研究》二○○二年第五期。该文通过对帛书易传三件残片的缀合和考释，认为所谓的帛书《易之义》原篇题当为《衷》，是孔子后学按照阴阳和衷共济的主题所选定的孔子论《易》言论的汇编，编者以为这些言论是最为适当的论《易》之语，故名其为《衷》；而原记字数“二千”当为“四千”之误；同时进一步考定帛书《要》的篇首当为今本《系辞》的第十章。 《帛书〈衷〉与先天卦位的起源》一文写于一九九三年九月，曾缩写为《先天卦位探源》一文刊于《国际青年易学通讯》第四期（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五日），又删节为《帛书〈易之义〉与先天卦位说》收入《易医文化与应用》（华夏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一书。后来笔者又作了修改，改题为《从帛书〈易传〉论先天卦位的起源》，收入《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该文认为帛书《衷》“天地定立”一段反映了系统的“先天卦位”，邵雍说“先天卦位”本于《说卦》是有根据的。不过，邵雍他们没有觉察到，今本《说卦》的记载有错讹，“天地定位”段应以帛书《衷》所载为是。由此可见，说“唐以前无言先天象者”不足为据。从帛书《衷》“天地定立”段考察，“先天卦位”极有可能起源于先秦。 第四部分《帛书系辞篇研究》，共收入六篇论文，都是谈帛书《系辞》文献整理和学术史考察的问题。 《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写于一九九三年四、五月，刊于《哲学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七期，但因篇幅过长被删去了近一半的内容。该文针对王葆玹、陈鼓应先生帛书《系辞》较今本更近于《系辞》原貌，帛书《系辞》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传本的观点，从帛书《系辞》的祖本、帛书《易传》诸篇的内容、帛书《系辞》的思想构架、周秦至汉初易学的源流四个方面进行考察，指出王、陈的说法夸大了帛书《系辞》同今本的差异，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定错了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帛书《系辞》是儒家而决非道家的传本。 《读〈也谈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一文写于一九九三年九月，是对陈鼓应《也谈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九期）的回应，后收入《帛书《易传》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书。该文认为陈文关于先秦儒家解《易》基本特点的归纳有问题，从事理上言，重人道教训，主张“不占”与讲天道变化并非“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反而，二者更容易融合。从帛书《要》所载孔子“好易”、“籀易”的事实和《庄子·天下》篇所载“邹鲁之士”的“《易》以道阴阳”说来看，先秦儒家视《易》为讲天道之书是不可否认的。陈文以蔡泽、颜蠋为战国时期道家解《易》的代表，以颜蠋所引《易传》为道家学者解《易》的作品是不能成立的。帛书《系辞》只是一个抄本，当有底本存在，认为它是最原始的《系辞》是错误的。 《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关系及其学派问题续论》写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刊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华夏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该文是对王葆炫先生《〈系辞〉帛书本与通行本的关系及其学派问题——兼答廖名春先生》（《哲学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一文的回应。王文名为“兼答”，实则每一段都是与我商榷。我针对王文所提出的问题，指出帛书《系辞》少于今本的部分，大多在其底本中是存在的；帛书《易之义》、《要》同于今本《系辞》的文字，大多是它们称引、改编《系辞》造成的；不能只看到今本《系辞》不见于帛本《系辞》的部分有的出现在帛书《易之义》、《要》，就认为今本《系辞》是揉合帛书《系辞》、《易之义》、《要》而成。事实上，帛书《系辞》有的段落，也有在帛书《易之义》出现的。王文关于帛书与文献记载的分析基本上是有问题的。 《“大衍之数”章与帛书〈系辞〉》写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刊于《中国文化》第九辑（一九九四年二月）。该文从帛书《系辞》的“天一地二……天九地十”段论证帛书的祖本原有“大衍之数”章，又从熹平石经《周易》残字等材料论证早在西汉初年《系辞》就有“大衍之数”章。对帛书《系辞》之所以不载“大衍之数”章的原因作了两点猜想。 《〈帛书系辞释文〉补正》是我一九九二年八月参加湖南省博物馆召开的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后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二期（一九九三年）。此文对陈松长发表在《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中的《帛书〈系辞〉释文》作了系统的校勘、补正。原稿曾认为大恒的“恒”字，乃是“极”字的误写，大恆乃是大亟形近之讹。饶宗颐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在《帛书〈系辞传〉“大恒”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文中提出了批评。所以，刊发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二期时就作了删节。但现在看来，楚简中“恒”、“極”两字常混，形近讹误说未必就错。 《帛书〈周易系辞传〉异文初考》是我参加一九九三年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载《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该文对帛书《周易系辞传》“天奠地庳”至“鼓万物而不与众人同忧”的异文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对了解《周易系辞传》的原貌，考察今本《系辞》与帛书《系辞》的关系不无小补。 第五部分《帛书易传其它篇研究》，共收入三篇论文，都是对帛书《二三子》、《要》、《缪和》、《昭力》诸篇一些问题的考释和探讨。 《帛书〈二三子问〉简说》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是研究帛书《二三子》的第一篇论文。此文认为于豪亮先生将《二三子问》一分为二是错误的，“夕沂若，厉无咎”前后都是交叉论述乾、坤两卦爻辞之义，不能因二三字的空而忽视其前后意义的联系。又指出其引《易》以今本卦序为准，与帛书《易经》的卦序并不相同；其解《易》与《彖传》、《大象传》、《文言》、《系辞》较为接近，尤近于《文言》、《系辞》中的“子曰”。《二三子问》不可能是荀子一系学者的作品，当是孔子弟子保留下来的孔子说《易》的遗教。 《帛书〈二三子〉、〈要〉校释五则》刊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五辑（北京：华夏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该文考释了帛书《二三子》的“德义无小，失宗无大”说，认为其义为报德不在小，失宗不在大；其说与《墨子》、《吕氏春秋》近，而《说苑》和“晚书”《伊训》存在误读；孔子所引此语，当出于先秦《尚书》的《伯禽》篇，为周成王封伯禽于鲁时告诫鲁公伯禽之语。又考证了帛书《二三子》所引鼎卦上九爻辞“鼎玉
”说，认为大胜于今本。鼎卦六五爻辞已称“鼎黄耳金铉，利贞”，上九又称“鼎玉铉”，显属重复。而且爻辞义与爻位更相贴切。鼏为鼎盖，盖为一鼎之最上；上九为鼎卦最上一爻，爻位为上，爻辞称“鼏”，密合无间。从六五的“耳”、“铉”到上九的“幦（鼏）”，显然是由下而上，合情合理。“铉”，古文作“扃”；“幦（鼏）”可写作“
”。如此连言“扃鼏”，则可作“扃
”。后人将“
”错成了“扃”，古文“扃”后又写作今文“铉”。“鼎玉幦（鼏）”遂变成了“鼎玉铉”。没有帛书《二三子》的出土，这一秘密是很难发现的。对帛书《二三子》的后半部分也作了新的拼接和缀补，认为这一部分释卦，从解《豫》卦六三爻辞到解《中孚》卦九二爻辞，解《小过》卦六五爻辞，解《恒》卦九三爻辞，解《蹇》卦九五爻辞，解《艮》卦卦辞，解《艮》卦六五爻辞，解《涣》卦卦辞，最后以解《未济》卦卦辞作结。其中解《蹇》卦九五爻辞、解《涣》卦卦辞，是过去所未曾发现的。对帛书《要》篇的“《尚书》多仒矣”说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仒”为“
於
”之省文. “
於
”当通“疏”。孔子此说，不是批评《尚书》迂阔疏远，而是认为《尚书》多有疏漏阙失，其纪事的形式甚至思想结构都不如《周易》精密。又认为帛书《要》篇的“诗书礼乐不□百扁”，所缺之字当补为“止”。孔子是说，《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
（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孔子和先秦学术，意义非同小可。 《帛书〈缪和〉〈昭力〉简说》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是研究这两篇帛书的首篇论文。该文认为这两篇帛书行数应在八十四行左右，其中《缪和》约七十行，《昭力》十四行。《缪和》、《昭力》中的“子曰”，应即“先生曰”，是欧阳修所谓的“讲师之言”。《缪和》后面部分，大量用历史故事来解释《周易》卦爻辞之旨，可以说开了以史证《易》派的先河。这些历史故事，大多见于《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但往往比《吕氏春秋》、《韩非子》等所载更为详实，说明它是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之前写成的。 第六部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收入了帛书《周易》经、传的七篇释文。 《帛书〈易经〉释文》是基于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之作，曾载于《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内，后又见于《易学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这次，又参考了何琳仪《帛书〈周易〉校记》（《周易研究》二○○七年第一期）、丁四新《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四月），有一些修订。 《帛书〈二三子〉释文》最初由笔者据照片拼接复原并作释文，后交李学勤先生审校，再由陈松长核对原件，加以校改。在此基础上，由笔者定稿，以陈松长和笔者的名义发表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一九九四年底，笔者又对原释文作了一些修订，并从张立文先生说，将原题《二三子问》改为《二三子》，发表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一九九五年春，进一步修改后，又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册《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中。后又对照帛书残片之照片，作了一些加工，载于《易学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这次，又参考了近藤浩之《帛书〈二三子〉篇对“言有序”的解释——择善而不言不善》（第四届易学与当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丁四新《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四月）、张政烺《〈二三子问〉释文》（《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二○○八年四月），有所修正。 《帛书〈系辞〉释文》最初由陈松长作出，载于《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书。我随即也作了释文，并将其部分成果写成《帛书〈系辞〉校补》一文，发表于一九九二年八月在长沙召开的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加以修改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二期，一九九三年）。后又见到黄沛荣的《马王堆帛书〈系辞传〉校读》及所附释文（《周易研究》一九九二年第四期），因作《帛书〈系辞〉释文再补》（《周易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我又作《帛书〈周易系辞传〉异文初考》一文，收入《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后又读到已故韩仲民的《帛易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一书，又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读到张政烺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和黄沛荣的《帛书〈系辞传〉校证》以及陈松长的新释文，受益良多。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也作了一篇释文，发表在《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上，并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中。后又核对帛书残片之照片，作了进一步的修改，载于《易学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这次，又参考了丁四新《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四月），有新的订正。 《帛书〈衷〉释文》最初由笔者据照片拼接复原并作出释文，后交李学勤先生审校，再由陈松长核对帛书原件，加以校改。在此基础上，由笔者定稿，以陈松长和笔者的名义题为《帛书〈易之义〉释文》，发表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后来，笔者又加以修订，刊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一九九三年春，改题为《帛书〈衷〉释文》，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中。后又拼进了一些帛书残片，对释文作了进一步的修改，载于《易学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这次，又参考了丁四新《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四月）、张政烺《〈易之义〉释文》（《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二○○八年四月），作了新的订正。 《帛书〈要〉释文》最初由笔者和陈松长各自作出释文，笔者统一修改后，再交李学勤先生审校。笔者将李先生的审定稿寄给陈松长核对原件，加以校改。在此基础上，再由笔者定稿，以陈松长和笔者的名义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后来我又发表了《帛书释〈要〉》（《中国文化》第十期，一九九四年八月），对原释文作了一些补正。以后陆续读到池田知久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研究》和《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分别刊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一二三、一二六册）。在此基础上，我又重作释文，刊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并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中。后又订正了几字，载于《易学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这次，又参考裘锡圭先生《帛书〈要〉篇释文校记》（《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二○○○年八月）、丁四新的释文（《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四月）、张政烺《〈要〉释文》（《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二○○八年四月），作了新的订正。 《帛书〈缪和〉释文》初稿于一九九三年夏，一九九四年底笔者又重加修订，曾向裘锡圭先生请教过，并得到徐宝贵的多次帮助。始刊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后又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中。后来又在《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上读到陈松长的释文，重加修订，载于《易学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这次，又参考了丁四新《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四月）、张政烺《〈缪和〉释文》（《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二○○八年四月），作了新的订正。 《帛书〈昭力〉释文》初稿于一九九三年夏，一九九四年底笔者又重加修订，得到了徐宝贵的帮助。始刊于《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后又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中。后来读到陈松长的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又加以修订，重载于《易学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这次，又参考了丁四新《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儒藏》精华编二八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四月）、张政烺《〈昭力〉释文》（《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二○○八年四月），作了新的订正。 附录《帛书〈易传〉研究论著目录》原见于《帛书易传初探》一书，这次又请我的博士后刘彬副研究员加以增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曹峰教授帮我补充了日本学人的成果，并订正了一些错误。闫平凡博士也补充了一些资料。在此基础上，我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好的研究目录，是研究工作质量的保证。凝聚了多人心血的这一目录，如果能受到帛书〈易传〉研究者的重视，就能避免重复劳动，减少学术违规，帛书易传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就指日可待了。 李学勤先生是我研究简帛的导师。从吉林大学博士毕业以后，我来到清华，在工作中一直跟李先生学习，所取得的一些成绩，都与李先生的启发诱导息息相关。这次又蒙李先生给本书赐序，予以鼓励，更是感激。以后，惟有努力，方能不辜负先生的殷切期望。 廖名春 二○○七年底于北京回龙观，又修订于2008年6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