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活记忆——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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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百废待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Ji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直到现在还有人怀念:50年代,多单纯啊!

50年代生活关键词: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公共食堂,广播体操,打麻雀,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全民炼钢。

中山装和列宁装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


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地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几十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子;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

初期的中山装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正统,缺乏创新。


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


后来,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共产 党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青年学生的追捧,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


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

“毛式中山装”

建国初南京有童谣唱到: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花衣裳,小伙子穿的“列宁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列宁装”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服装。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单衣也有棉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


开始“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穿上“列宁装”这种公认的“苏式”衣服,显得既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列宁装”一时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


“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显。


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

“列宁装”

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彰显艰苦朴素的时代风气。


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难忘的“列宁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列宁装”穿在叶琳琅饰演的女特务王曼丽身上,更让人难忘。在一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铁道卫士》中,叶琳琅扮演的特务王曼丽是一个潜伏的女特务,“列宁装”,直发型,单布鞋,而并不是观众印象中女特务常有的花旗袍、烫发头和高跟鞋,难怪观众印象深刻。


多年后,步入老年的叶琳琅,在江南某农村拍摄《香魂女》的时候,被许多围观看拍戏的农民给认了出来,大家在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着她饰演的王曼丽,快人快语、为人豪爽、充满喜剧细胞的叶琳琅,于是来了个现场发挥,她不无幽默地拱手抱拳,连声说到:“是我,是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席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姑娘爱上工装裤和“布拉吉”

1949年以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工装裤

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一般新鞋上脚前,要先钉上掌,孩子的鞋往往前面还打一个皮包头,后跟也补块皮子。男孩子的鞋,大脚趾前面缝一小块“膏药”补丁,很常见。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绸缎面料,显得封建味道有些浓。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具有农民文化特色的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去频繁拆洗),一般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50年代,大部分女性用“列宁装”做罩衣。


1955年5月17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启新”的文章《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文章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然而姑娘们的服装大都还是“清一色”,有的姑娘全身一色蓝。我们不但要把国家打扮得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1956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其中有不少鲜艳丰富、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深受人们喜爱。1月10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这次展览会,并再次提出:


姑娘们,别老是穿得灰溜溜的,穿得漂亮些,把自己打扮得和鲜花一样。


当电影《护士日记》中的女护士简素华哼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时,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男性,也为这位有点小资情调的美丽护士所倾倒。


1956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50年代,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Ji情,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公共食堂和 “票证时代”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

人人进入新乐园,

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

顿顿可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

各样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

天堂不如新乐园。总之一句话:“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制),有了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叫法:“吃饭不要钱”。


河北徐水县则在全县范围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其中,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年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儿童所每人每月3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1958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其中有:


和平汤凉粉、豆芽、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炒豆腐、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炒白菜、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有些做法也很荒唐。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记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

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凡居民在市内伙食单位或在亲友家搭伙,以及购买粮食复制品等,凭购粮证向定点供应的粮店,在定量计划内,按照需要量换取上海市粮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上海“曹杨新村”“排子房”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50年代住草房”,这是当时大部分农民居住环境的真实概括。


当时一般是土墙草顶,为使其牢固结实,墙基一般在山区用石头砌成,平原地区则用砖砌而成。墙基一般离地面二三尺高,用砖往往是五层、九层、十一层。还有条件好一些的村庄,不仅墙基用砖,四个角也用砖砌成砖柱,一直垒到屋檐,老百姓称其为“砖垛子”。同时,门窗的边沿也用砖砌,叫做“镶门镶窗”。草房的房盖结构,一般是在柱上架梁,梁上架檩,檩上架椽,椽上铺笆。


条件稍微好些的上海农村,大多是传统砖木瓦顶平房和竹架草屋。


50年代初期城镇住房,新建居住区是结合城市市区工业分布和职工就近工作、就近生活的要求来确定布局的。

这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有的高达3.5米,窗户却很小,不够畅朗,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住宅模式。


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村,住户是普通职工。当时,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住房困难受到特别的关注。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当年,第一批住宅21002户完工,以当时的家庭成员平均每户5人计算,可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


修建于上海西郊的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以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风景优美,处处花草林木,小桥、流水、人家,浑然一体。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


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代表,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上海公用给水站最早出现于1928年,当时称作零售水站,主要是在贫民草棚之处设水龙头,供贫民使用。但就是这样,1949年以前,上海市内棚户区中还是有100多万人用不到自来水。


建国后在全市没有自来水的地区陆续设立给水站。1950年,上海有公用给水站355座,用水人口近20万,很多地方是用井水;1966年,上海有给水站3903座,用水人口约l60万,平均400多人使用一座给水站。1979年达到高峰,全市给水站达到4490座。


早期的给水站大都设在棚户区内的中心位置,砌有一个大水池,里面储满了水,用水高峰时人们可直接从池子里取水,以减少排队时间。但更重要的是这池子具有消防功能。棚户区大多弄堂狭窄,消防车无法进入,一有火灾,这池子便是居民灭火的救命之泉。


上海居民对公用给水站,都可以讲出一大串故事。一大早大家都要抢着用水,人多的时候要排队等,后来有人就用铅桶、脚桶之类的东西放在池边替代排队,有时候排队要排到弄堂里,弄得不好还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

遇到天冷,自来水管子冻住了,就要用开水去浇龙头。冻得厉害时,开水浇也浇不开,只能等冰慢慢化开再用。有时自来水管子被冻得爆裂了,水没有了,大家连饭也不能烧。结冰时,地上很滑,年纪大的人弄得不好就会摔跤。


再到后来,大家用上了洗衣机,有人把洗衣机搬到自来水龙头旁边,接上管子就洗起来。没有洗衣机的时候,大家要洗东西就把脚盆放着接好水在边上洗,一个一个挨着用。有了洗衣机后,大家天不亮就争着把洗衣机往龙头边放,这样后面排队的人就难免有意见。


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几乎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从给水站开始的,黎明到来之后,人们陆续走出家门,洗脸漱口,洗菜倒马桶,在一声声亲切地招呼声中,每个人几乎都先先后后地要到给水站来走上一趟。休息日和节日里更是热闹,洗衣洗菜,家长里短,给水站俨然已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


l999年6月,位于卢湾区丽园路713弄内的上海最后一座公用给水站被拆除。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在东郊和西郊,也建设了配套住宅。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

北京的“排子房”也叫“兵营式住房”。据说,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便于管理、向阳保暖,那时被广泛采用。


这种房排与排的间距大致三四米,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每间14~16平方米。有的把中间一间前后隔开,配给左右邻间,就形成了两个一间半的“刀把房”,前间朝阳,后间只有北向的后窗。


这种房子进深短,一开门室内一览无余。大多数人家用“阳光换厨房”,挡住自家向阳的前窗盖起小厨房,由于终日难见阳光,室内大多“黑糊糊、油腻腻”。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排子房”把门的首户大多是公共厕所,卫生条件差,老街坊们管这叫“闻着味儿回家”。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合院开始了公有化尝试。当时北京城里的四合院多是私人拥有产权,北京全市约有房屋120万间,其中92万间都是私人产权。北京的城市建设,使得一大批农民工到了北京便转成了城市户口,享受同北京人一样的待遇。但他们没有房子,都在单位临时盖的集体宿舍里。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给许多面临结婚生子的外来务工青年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合院里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一般都分到一间房,少数人分到两间房。这样一个四合院里就住进了七八户、十来户。有的多进院落住进了几十户人家。 

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这则幽默小文的第一句,也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工具的真实写照。


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有职工的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人们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死胎)运输。闲暇时走亲访友,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就只有靠两条腿用步子量着走了。

在城市,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这样,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每千人拥有自行车的数量,1950年为0.038辆,1952年为0.58辆,1956年为1.14辆。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每一路都有不同颜色的车牌:

环路(白牌):平安里出发,回到平安里;

1路(红牌):西直门到永定门;

2路(黄牌):东直门到永定门;

3路(蓝牌):西直门到东单;

4路(浅蓝牌):西直门到东直门;

6路(粉红牌):虎坊桥到三里河(临时线);

7路(灰牌):崇文门到永定门;

8路(绿牌):西直门到体育馆。

1958年以前,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


有意味的是,北京的有轨电车没有“5路”,而上海的有轨电车没有“4路”,是1、2、3、5、6、7、8、12路。


1955年,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 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简称市公交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 在北京、上海展出。


1956年5月11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一件事:4月一团支部在上海西郊公园举行一次主题会,支部书记通知大家:明天集体乘公共汽车去。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意见说:“我们有脚踏车,可以直接去,在公园门口等你们。”可是支部书记强调说:“我们要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一定要集体乘公共汽车去,骑脚踏车去就是没有集体主义精神。”


写这封信的上海市眉州路底西方子桥王仕成,怎么也想不通:


我们都是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学青年,经济比较困难。可是自己有了脚踏车却不能骑去,一定要出钱乘汽车,否则就说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样地理解集体主义是不对的。

50年代,北京还有“当当车”。“当当车”是老北京(北平)对有轨电车的称呼。历史上,北京的第一条有轨电车于1924年12月17日在前门正式通车。当时,共有10辆有轨电车往返于前门至西直门之间。因为电车顶上的接线设备和电车行驶中发出的声音,老百姓也把有轨电车叫“摩电车”或“当当车”。它的车头挂了一只铜铃铛,司机只要一踩脚下的踏板,铃铛便会发出“当当”的声响,提醒行人闪避车辆。这也算是北京第一代现代化交通工具。前门有轨电车最早采用法国样式,之后也用过日式和国产电车。


1958年,前门有轨电车停运。


2008年初,改造中的前门大街按照计划铺设了有轨电车的铁轨,使消失了50年之久的“当当车”得以重现京城。


50年代,摩托车是稀有之物,很少用于日常交通。


1956年5月22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路源”的《摩托车手之歌》:

摩托车的马达隆隆轰响,

声音震动了远处的山岗,

我像安上了强健的翅膀,

勇敢地向前飞翔。

50年代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的老百姓很远。建国初期,上海就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在北京,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另外,也有三轮车,但价格不低,比如当时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结婚容易,离婚困难

50年代手工上色结婚照片

50年代的婚姻,打上了很强烈的革命色彩。


这是新婚夫妻之间的留言(黄新原:《真情如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灵芝同志:


望你经常回忆自己幼时贫苦生活,保持自己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更望你永远保持努力学习的精神,争取做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 党员。


你的爱人,良。

于1952年10月15晚。

那时结婚,也比较简单,稍微“出格”一点,就会被视为“铺张”了。


1953年1月20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上海仁德纺织厂青工陆洪超的一封来信:

编辑同志:


本厂团员沈英禄同志,本月4日和厂里女工郑金秀,在锦江饭店举行婚礼。结婚那天,光是筵席就吃了37桌之多,每桌25万。在锦江饭店共花去了1100余万元。厂里同志一共乘了二辆卡车去吃酒……并且两人结婚后,就到杭州去玩了十天,耽误了工作和生产,自然也用去了不少钱。


我们新社会的青年,结婚不要这样铺张浪费。

中央人民政府规定,1955年3月起发行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兑换比率为1比1万。这两位青年人结婚花了1100余万元,也就相当于新币1100余元,在当时确实是不小的数字,已经被视为“铺张浪费”了。


在这之前的1952年2月8日上海《青年报》,就刊登了上海市大场区人民政府黄科的来信,反映该区青年黄长根在1月25日与徐小Mei结婚,男方认为今年庄稼丰收,办理婚事多花点钱不算什么,吹吹打打整闹了三天。


这三天的浪费是很惊人的。吃了320斤猪肉、42斤羊肉,花掉229.8万元;办了19桌酒席,席面都是12个碟16个碗,花掉380万元;借花轿花了80万元;雇乐队20万元。一共用去709.8万元。


1950年5月,共和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颁布实施。


《婚姻法》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告:“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mingzhu主义婚姻制度。”


《婚姻法》对最低婚龄作了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


《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正是因为新婚姻法有了这条规定,才使得众多的妇女,从不幸的婚姻家庭中摆脱出来。


《婚姻法》是年轻的共和国送给公民、特别是年轻男女公民的一份厚礼!

新《婚姻法》推出后,有些地方执行不力,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据1953年2月3日上海《青年报》报道,由于《婚姻法》在华东不少地区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目前妇女和青年男女因婚姻问题而被杀、自杀的现象十分严重。据各地不完全统计,浙江省57个县市在1952年1月到7月,因婚姻问题而被杀、自杀的达438人,据山东即墨、胶县的11个区统计,半年内自杀的50人中,青年即有37人,滕县专区自杀被杀的166人中青年即有86人。其中尤以妇女占绝大多数。


在死亡的青年男女中,有的被丈夫杀害,有的被公婆、家族或恶劣的干部所杀害,有的也因不堪NueDai和争取婚姻自由被gan涉而被迫自杀。其NueSha的手段极为野蛮残酷。如山东吴桥县二区青年妇女郭氏,因受不了丈夫于万福的NueDai,要求离婚,当夜即被其夫用菜刀砍断右手,接着用乱刀砍得全身血肉模糊而死。其情节的残酷,实骇人听闻。 

土地改革与“一化三改造”

1950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参加过土改的作家邵燕祥回忆: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刨,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老乡们以为我们既在北京就常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


邵燕祥还回忆,在没收、征收阶段,有一个地主寡妇曾经大哭大闹过。那是因为土改积极分子说她“转移”亦即藏匿了“浮财”,她说没有,于是僵持不下。我看她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面对一大群人的指斥围攻,双方都不好下台,便提出让男人们退出,让积极分子中的妇女们继续追查。后来好像软硬兼施都不奏效,没有搜缴出什么值钱的物件。(邵燕祥:《1951年:到甘肃参加土改》,《温故》第九期,2009年4月7日)


土改,在人的印象中是诉苦和斗地主。


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全国土改有先有后,但基本在1952年完成。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50年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化三改造”。“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


央视法治频道主持人劳春燕曾回忆,她的外公世代从医,在绍兴上大路开了一家药房,叫“致大药栈”。建国前,致大药栈在绍兴城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大药房了。建国后公私合营,外公从药店老板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药店倌,也被命令去改造,和其他改造对象一起住在绍兴城里唯一的一座教堂里,每天挑河泥。年幼的妈妈去给他送饭,发现他的腿都肿了,一掐一个小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

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市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hua大ge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付了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对资本家进行“和平赎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共和国一大创举。 

全民炼钢和全民围剿麻雀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旺燃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

“千百万钢铁大军开进荒山野岭,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山岗。爆破手们在常年寂静的山谷里,点燃了开掘的◇◇、ZhaYao;无尽的矿石、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向炼铁、炼钢炉前。”


“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炉。火车加快了运行的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急驶,都在为钢铁奔忙。”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外行、内行,凡是人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城里没有树木,就烧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砸锅子、鼎锅。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庙宇,毁围墙、宝塔。北京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砖头,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都到土高炉上去了。

往常宁静的学校也沸腾起来了,学生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近高炉。长年操持家务的妇女也出来了,把铁锅铁锄送作炼钢的原料。


由于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至1958年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


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严重困难。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品种和产量也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人民生活日用品供应极其紧张。


50年代的中国,几亿人在围剿麻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它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


1955年,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不久便有了决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于是麻雀就陷入了“与民为敌”的惨境,四处被围剿。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4月19日清晨5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神qiang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生产站的毒饵诱捕区,在两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qiang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


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人,都有捉麻雀的经历:


小时候在农村,每到收割时节,麻雀就飞来蚕食庄稼,农人们在麦田中央插上稻草人,吓跑麻雀。对晒在门外的谷粒怎么应对?父亲在晒场的内圈和外圈用旧塑料布套加工为拟人化的木墩子,麻雀光顾几率大大减少。我哥用一只淘箩和一根筷子,系上三四米长的线,隐蔽在某一处,没多大工夫,一只不谙世事的小麻雀钻入了哥哥设下的陷阱,还未尝到几粒米粒,便遭到了灭顶之灾--筷子随着套线的拉伸,“轰然”倒下,小麻雀被哥哥伸进的手给逮住了。我在旁看着,也十分开心。(陈丽珍:《捉?雀》,2009年4月19日《新民晚报》)


1960年3月,毛泽东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除四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工资定级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它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对新中国“吏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


建国之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至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工资改革也应运出tai。国家决定先行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从而拉开全国工资改革的序幕。


毛泽东住ZhongNanHai的房子也要按规定交付房租。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主要为9项,其中主食450元;副食120元;日用开销33元。这一标准一直持续到1968年,日用开销才增长至92.96元。这种生活标准已经超出毛泽东(404.8元)和江qing(243元)工资的总和。说明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庭一样,工资收入主要用来糊口,吃饭占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建国初全国工资等级无统一体系 吃顿西餐两块》,2007年9月30日《新闻午报》)


该文还记载,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大致可以互相换算,如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8级;高教8级相当于行政17级等。


与此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


定级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职务,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大致为正部级3~5级,如当时茅盾是文化部长,定4级;副部级5~8级,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定6级;正局级8~10级;副局级9~12级,等等。定多少级拿多少工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21∶1,全员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收名定价”于此次定级,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评级时,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直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

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

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


这次评级,像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都没有。而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


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为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50年代,是纯真的年代,简朴的物质生活,伴随着革命的Ji情和火热的理想。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陈煜编著 于光远总顾问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陈煜编著 于光远总顾问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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