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活记忆——50年代

50年代，百废待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直到现在还有人怀念：50年代，多单纯啊！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

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地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几十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子；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

初期的中山装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正统，缺乏创新。

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

后来，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青年学生的追捧，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

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

“毛式中山装”

建国初南京有童谣唱到：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花衣裳，小伙子穿的“列宁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列宁装”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服装。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单衣也有棉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

开始“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穿上“列宁装”这种公认的“苏式”衣服，显得既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列宁装”一时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

“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显。

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

“列宁装”

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彰显艰苦朴素的时代风气。

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难忘的“列宁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列宁装”穿在叶琳琅饰演的女特务王曼丽身上，更让人难忘。在一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铁道卫士》中，叶琳琅扮演的特务王曼丽是一个潜伏的女特务，“列宁装”，直发型，单布鞋，而并不是观众印象中女特务常有的花旗袍、烫发头和高跟鞋，难怪观众印象深刻。

多年后，步入老年的叶琳琅，在江南某农村拍摄《香魂女》的时候，被许多围观看拍戏的农民给认了出来，大家在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着她饰演的王曼丽，快人快语、为人豪爽、充满喜剧细胞的叶琳琅，于是来了个现场发挥，她不无幽默地拱手抱拳，连声说到:“是我，是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席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1949年以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工装裤

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一般新鞋上脚前，要先钉上掌，孩子的鞋往往前面还打一个皮包头，后跟也补块皮子。男孩子的鞋，大脚趾前面缝一小块“膏药”补丁，很常见。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绸缎面料，显得封建味道有些浓。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具有农民文化特色的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去频繁拆洗），一般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50年代，大部分女性用“列宁装”做罩衣。

1955年5月17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启新”的文章《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文章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然而姑娘们的服装大都还是“清一色”，有的姑娘全身一色蓝。我们不但要把国家打扮得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1956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其中有不少鲜艳丰富、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深受人们喜爱。1月10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这次展览会，并再次提出：

姑娘们，别老是穿得灰溜溜的，穿得漂亮些，把自己打扮得和鲜花一样。

当电影《护士日记》中的女护士简素华哼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时，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男性，也为这位有点小资情调的美丽护士所倾倒。

1956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50年代，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

天堂不如新乐园。总之一句话：“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制），有了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叫法：“吃饭不要钱”。

河北徐水县则在全县范围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其中，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年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儿童所每人每月3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1958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其中有：

和平汤凉粉、豆芽、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炒豆腐、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炒白菜、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有些做法也很荒唐。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记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

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凡居民在市内伙食单位或在亲友家搭伙，以及购买粮食复制品等，凭购粮证向定点供应的粮店，在定量计划内，按照需要量换取上海市粮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50年代住草房”，这是当时大部分农民居住环境的真实概括。

当时一般是土墙草顶，为使其牢固结实，墙基一般在山区用石头砌成，平原地区则用砖砌而成。墙基一般离地面二三尺高，用砖往往是五层、九层、十一层。还有条件好一些的村庄，不仅墙基用砖，四个角也用砖砌成砖柱，一直垒到屋檐，老百姓称其为“砖垛子”。同时，门窗的边沿也用砖砌，叫做“镶门镶窗”。草房的房盖结构，一般是在柱上架梁，梁上架檩，檩上架椽，椽上铺笆。

条件稍微好些的上海农村，大多是传统砖木瓦顶平房和竹架草屋。

50年代初期城镇住房，新建居住区是结合城市市区工业分布和职工就近工作、就近生活的要求来确定布局的。

这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有的高达3.5米，窗户却很小，不够畅朗，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住宅模式。

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村，住户是普通职工。当时，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住房困难受到特别的关注。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当年，第一批住宅21002户完工，以当时的家庭成员平均每户5人计算，可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

修建于上海西郊的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以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风景优美，处处花草林木，小桥、流水、人家，浑然一体。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

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代表，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上海公用给水站最早出现于1928年，当时称作零售水站，主要是在贫民草棚之处设水龙头，供贫民使用。但就是这样，1949年以前，上海市内棚户区中还是有100多万人用不到自来水。

建国后在全市没有自来水的地区陆续设立给水站。1950年，上海有公用给水站355座，用水人口近20万，很多地方是用井水；1966年，上海有给水站3903座，用水人口约l60万，平均400多人使用一座给水站。1979年达到高峰，全市给水站达到4490座。

早期的给水站大都设在棚户区内的中心位置，砌有一个大水池，里面储满了水，用水高峰时人们可直接从池子里取水，以减少排队时间。但更重要的是这池子具有消防功能。棚户区大多弄堂狭窄，消防车无法进入，一有火灾，这池子便是居民灭火的救命之泉。

上海居民对公用给水站，都可以讲出一大串故事。一大早大家都要抢着用水，人多的时候要排队等，后来有人就用铅桶、脚桶之类的东西放在池边替代排队，有时候排队要排到弄堂里，弄得不好还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

遇到天冷，自来水管子冻住了，就要用开水去浇龙头。冻得厉害时，开水浇也浇不开，只能等冰慢慢化开再用。有时自来水管子被冻得爆裂了，水没有了，大家连饭也不能烧。结冰时，地上很滑，年纪大的人弄得不好就会摔跤。

再到后来，大家用上了洗衣机，有人把洗衣机搬到自来水龙头旁边，接上管子就洗起来。没有洗衣机的时候，大家要洗东西就把脚盆放着接好水在边上洗，一个一个挨着用。有了洗衣机后，大家天不亮就争着把洗衣机往龙头边放，这样后面排队的人就难免有意见。

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几乎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从给水站开始的，黎明到来之后，人们陆续走出家门，洗脸漱口，洗菜倒马桶，在一声声亲切地招呼声中，每个人几乎都先先后后地要到给水站来走上一趟。休息日和节日里更是热闹，洗衣洗菜，家长里短，给水站俨然已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

l999年6月，位于卢湾区丽园路713弄内的上海最后一座公用给水站被拆除。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在东郊和西郊，也建设了配套住宅。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

北京的“排子房”也叫“兵营式住房”。据说，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便于管理、向阳保暖，那时被广泛采用。

这种房排与排的间距大致三四米，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每间14～16平方米。有的把中间一间前后隔开，配给左右邻间，就形成了两个一间半的“刀把房”，前间朝阳，后间只有北向的后窗。

这种房子进深短，一开门室内一览无余。大多数人家用“阳光换厨房”，挡住自家向阳的前窗盖起小厨房，由于终日难见阳光，室内大多“黑糊糊、油腻腻”。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排子房”把门的首户大多是公共厕所，卫生条件差，老街坊们管这叫“闻着味儿回家”。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合院开始了公有化尝试。当时北京城里的四合院多是私人拥有产权，北京全市约有房屋120万间，其中92万间都是私人产权。北京的城市建设，使得一大批农民工到了北京便转成了城市户口，享受同北京人一样的待遇。但他们没有房子，都在单位临时盖的集体宿舍里。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给许多面临结婚生子的外来务工青年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合院里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一般都分到一间房，少数人分到两间房。这样一个四合院里就住进了七八户、十来户。有的多进院落住进了几十户人家。 

“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这则幽默小文的第一句，也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工具的真实写照。

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有职工的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人们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死胎)运输。闲暇时走亲访友，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就只有靠两条腿用步子量着走了。

在城市，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这样，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每千人拥有自行车的数量，1950年为0.038辆，1952年为0.58辆，1956年为1.14辆。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每一路都有不同颜色的车牌：

1958年以前，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

有意味的是，北京的有轨电车没有“5路”，而上海的有轨电车没有“4路”，是1、2、3、5、6、7、8、12路。

1955年，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 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简称市公交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 在北京、上海展出。

1956年5月11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一件事：4月一团支部在上海西郊公园举行一次主题会，支部书记通知大家：明天集体乘公共汽车去。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意见说：“我们有脚踏车，可以直接去，在公园门口等你们。”可是支部书记强调说：“我们要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一定要集体乘公共汽车去，骑脚踏车去就是没有集体主义精神。”

写这封信的上海市眉州路底西方子桥王仕成，怎么也想不通：

我们都是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学青年，经济比较困难。可是自己有了脚踏车却不能骑去，一定要出钱乘汽车，否则就说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样地理解集体主义是不对的。

50年代，北京还有“当当车”。“当当车”是老北京（北平）对有轨电车的称呼。历史上，北京的第一条有轨电车于1924年12月17日在前门正式通车。当时，共有10辆有轨电车往返于前门至西直门之间。因为电车顶上的接线设备和电车行驶中发出的声音，老百姓也把有轨电车叫“摩电车”或“当当车”。它的车头挂了一只铜铃铛，司机只要一踩脚下的踏板，铃铛便会发出“当当”的声响，提醒行人闪避车辆。这也算是北京第一代现代化交通工具。前门有轨电车最早采用法国样式，之后也用过日式和国产电车。

1958年，前门有轨电车停运。

2008年初，改造中的前门大街按照计划铺设了有轨电车的铁轨，使消失了50年之久的“当当车”得以重现京城。

50年代，摩托车是稀有之物，很少用于日常交通。

1956年5月22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路源”的《摩托车手之歌》：

50年代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的老百姓很远。建国初期，上海就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在北京，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另外，也有三轮车，但价格不低，比如当时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50年代手工上色结婚照片

50年代的婚姻，打上了很强烈的革命色彩。

这是新婚夫妻之间的留言（黄新原:《真情如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那时结婚，也比较简单，稍微“出格”一点，就会被视为“铺张”了。

1953年1月20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上海仁德纺织厂青工陆洪超的一封来信：

中央人民政府规定，1955年3月起发行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兑换比率为1比1万。这两位青年人结婚花了1100余万元，也就相当于新币1100余元，在当时确实是不小的数字，已经被视为“铺张浪费”了。

在这之前的1952年2月8日上海《青年报》，就刊登了上海市大场区人民政府黄科的来信，反映该区青年黄长根在1月25日与徐小妹结婚，男方认为今年庄稼丰收，办理婚事多花点钱不算什么，吹吹打打整闹了三天。

这三天的浪费是很惊人的。吃了320斤猪肉、42斤羊肉，花掉229.8万元；办了19桌酒席，席面都是12个碟16个碗，花掉380万元；借花轿花了80万元；雇乐队20万元。一共用去709.8万元。

1950年5月，共和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颁布实施。

《婚姻法》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告:“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婚姻法》对最低婚龄作了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

《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正是因为新婚姻法有了这条规定，才使得众多的妇女，从不幸的婚姻家庭中摆脱出来。

《婚姻法》是年轻的共和国送给公民、特别是年轻男女公民的一份厚礼!

新《婚姻法》推出后，有些地方执行不力，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据1953年2月3日上海《青年报》报道，由于《婚姻法》在华东不少地区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目前妇女和青年男女因婚姻问题而被杀、自杀的现象十分严重。据各地不完全统计，浙江省57个县市在1952年1月到7月，因婚姻问题而被杀、自杀的达438人，据山东即墨、胶县的11个区统计，半年内自杀的50人中，青年即有37人，滕县专区自杀被杀的166人中青年即有86人。其中尤以妇女占绝大多数。

在死亡的青年男女中，有的被丈夫杀害，有的被公婆、家族或恶劣的干部所杀害，有的也因不堪虐待和争取婚姻自由被干涉而被迫自杀。其虐杀的手段极为野蛮残酷。如山东吴桥县二区青年妇女郭氏，因受不了丈夫于万福的虐待，要求离婚，当夜即被其夫用菜刀砍断右手，接着用乱刀砍得全身血肉模糊而死。其情节的残酷，实骇人听闻。 

1950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参加过土改的作家邵燕祥回忆：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刨，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老乡们以为我们既在北京就常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

邵燕祥还回忆，在没收、征收阶段，有一个地主寡妇曾经大哭大闹过。那是因为土改积极分子说她“转移”亦即藏匿了“浮财”，她说没有，于是僵持不下。我看她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面对一大群人的指斥围攻，双方都不好下台，便提出让男人们退出，让积极分子中的妇女们继续追查。后来好像软硬兼施都不奏效，没有搜缴出什么值钱的物件。（邵燕祥：《1951年：到甘肃参加土改》，《温故》第九期，2009年4月7日）

土改，在人的印象中是诉苦和斗地主。

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全国土改有先有后，但基本在1952年完成。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50年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化三改造”。“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

央视法治频道主持人劳春燕曾回忆，她的外公世代从医，在绍兴上大路开了一家药房，叫“致大药栈”。建国前，致大药栈在绍兴城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大药房了。建国后公私合营，外公从药店老板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药店倌，也被命令去改造，和其他改造对象一起住在绍兴城里唯一的一座教堂里，每天挑河泥。年幼的妈妈去给他送饭，发现他的腿都肿了，一掐一个小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

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市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付了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对资本家进行“和平赎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共和国一大创举。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旺燃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

“千百万钢铁大军开进荒山野岭，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山岗。爆破手们在常年寂静的山谷里，点燃了开掘的雷管、炸药；无尽的矿石、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向炼铁、炼钢炉前。”

“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炉。火车加快了运行的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急驶，都在为钢铁奔忙。”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外行、内行，凡是人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城里没有树木，就烧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砸锅子、鼎锅。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庙宇，毁围墙、宝塔。北京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砖头，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都到土高炉上去了。

往常宁静的学校也沸腾起来了，学生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近高炉。长年操持家务的妇女也出来了，把铁锅铁锄送作炼钢的原料。

由于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至1958年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

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严重困难。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品种和产量也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人民生活日用品供应极其紧张。

50年代的中国，几亿人在围剿麻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它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

1955年，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不久便有了决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于是麻雀就陷入了“与民为敌”的惨境，四处被围剿。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4月19日清晨5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生产站的毒饵诱捕区，在两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

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人，都有捉麻雀的经历：

小时候在农村，每到收割时节，麻雀就飞来蚕食庄稼，农人们在麦田中央插上稻草人，吓跑麻雀。对晒在门外的谷粒怎么应对？父亲在晒场的内圈和外圈用旧塑料布套加工为拟人化的木墩子，麻雀光顾几率大大减少。我哥用一只淘箩和一根筷子，系上三四米长的线，隐蔽在某一处，没多大工夫，一只不谙世事的小麻雀钻入了哥哥设下的陷阱，还未尝到几粒米粒，便遭到了灭顶之灾--筷子随着套线的拉伸，“轰然”倒下，小麻雀被哥哥伸进的手给逮住了。我在旁看着，也十分开心。（陈丽珍：《捉?雀》，2009年4月19日《新民晚报》）

1960年3月，毛泽东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除四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它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对新中国“吏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

建国之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至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工资改革也应运出台。国家决定先行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从而拉开全国工资改革的序幕。

毛泽东住中南海的房子也要按规定交付房租。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主要为9项，其中主食450元；副食120元；日用开销33元。这一标准一直持续到1968年，日用开销才增长至92.96元。这种生活标准已经超出毛泽东(404.8元)和江青(243元)工资的总和。说明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庭一样，工资收入主要用来糊口，吃饭占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建国初全国工资等级无统一体系 吃顿西餐两块》，2007年9月30日《新闻午报》）

该文还记载，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大致可以互相换算，如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8级；高教8级相当于行政17级等。

与此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

定级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职务，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大致为正部级3～5级，如当时茅盾是文化部长，定4级；副部级5～8级，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定6级；正局级8～10级；副局级9～12级，等等。定多少级拿多少工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21∶1，全员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收名定价”于此次定级，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评级时，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直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

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

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

这次评级，像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都没有。而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

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为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陈煜编著 于光远总顾问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